据6月26日新华网与《半月谈》联合报道的文章《警惕“加速城市化”》介绍，近年来，我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新一轮城市化进程已经涌起，并呈现势不可挡的趋势：农居集中化，郊区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大拆大建，紧锣密鼓。有官员声称：中央出台刺激经济政策，我们自应抓住机遇，加快拆迁改造推进城市建设；有学者论证：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长期陷于谷底的危险。

 农村融入城市，应当是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的难得的机会。这对农民兄弟来说应当高兴的事，不过，从最基层传来的却是一些农民的不满、抵制，乃至抗争性群体事件。大拆大建，加速城市化，可以有力拉动农民的住房消费，从而引领与住房相关的各类投资。但是，这种消费有多少是农民自身主动的、生存发展内在的需求，又有多少是政府以行政手段一厢情愿强势推动、人为制造、超前解放的需求？不问农民的承受能力、幸福感受，不顾城市发展的演进规律、现实条件，期望在一个早上让所有的郊区农民跑步进入城市社会，这无疑就象拉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郊区农民虽然摇身一变成了城市居民，但没有了土地这个赖以生存的根本，一切日常用度都是要钱的，手中的一点征地款很快坐吃山空。其实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就是建起公寓请农民住进城里，他们也在城里呆不下去还是要回到农村去。加速城市化是一些政府官员拍脑袋的想法，它脱离了当前农村经济的现实，郊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后就业如何解决？目前连原有的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都没有解决，郊区农民被迫当居民当然会产生不满并抵制，因此加速城市化便引发了诸多矛盾。

《半月谈》虽然提出了要警惕“加速城市化”的问题，但却没有分析产生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原因。本人认为唯GDP观念是重要因素之一，为了GDP也就要拿城市来经营，这是个大家都清楚的因素。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抵制“省管县”。“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减少行政层级”，传达出重要的改革信息，省直管县或者称为“强县扩权”有可能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对我国行政体制、行政区划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2009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提出了要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

省直管县或者称为“强县扩权”显然是修正了前些年的撤地改市做法，因为《宪法》中没有市管县的概念，省辖市下只有区的建制，也就是说那种市管县模式的地级市将退出行政系列。有传闻说考虑到一些市的规模和人口，将保留人口有一定规模的省辖市，达不到标准的要撤销建制。这样一来那些规模小的地级市便坐不住了，他们为了要保住这个地级市的编制，正在那里挖空心思地想招数来对付中央的政策。一些地方不是如何考虑强县扩权的事，而是在考虑如何保住地级市的事。特别是前些年一些大的地区分拆出的地级市是在原县级市的基础上而升格的，管辖范围小，经济规模小，人口数量不多，有的仅只有一个区或名义上是两个区，但城区人口数量不多，这就面临着这个地级市生死存亡的问题了。面对这一现状，有的地方想出了调整行政区域的办法，有的是将周边的县改为区做成“中心城市”，这样省辖市自然就名正言顺了；而条件不具备的竟然想出了将辖内县城所在地的镇直接切出来划归到地级市所在的区里来，形成“飞地”管理的状态，如果划一个不够就划两个，人口数量瞬间达标，将企业包装上市注入优质资产的做法直接运用到保地级市上来了。而这些当然是打着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旗号进行的。正是这一明一暗两大因素，使得“城市化”得以加速推进。

在利益驱动下，地方一加速推进“城市化”，省直管县或者称“强县扩权”则明显受到干扰和抵制。而上层对省直管县或者称“强县扩权”似乎也是说的多严格要求的少，反而批准上海浦东新区扩并了南汇区；在批准的《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将原属关外的宝安区、龙岗区和光明新区纳入特区之内。这种做法其实都是强化两者的“副省级”地位，亦即加速城市化。在这样的示范下，各地便更有理由加速城市化。发展县域经济敌不过推进城市化，县域经济更加空壳化，而省直管县或者称“强县扩权”最终可能成为文件上的改革而不了了之。城乡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拉得更大。

加速“城市化”是折腾并不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当前各地出现加速推进“城市化”现象既是地方利益驱动也是改革目标不明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