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具备发展经济的得天独厚条件。伊朗的石油蕴藏量占世界的9%-10%，天然气蕴藏量占世界的12%-15%，经济现代化在巴列维王朝后期已达相当水平。从1963到1977年，伊朗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1965年伊朗人均收人300美元，1977年上升到22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不断提高，1963年-1966年为8.8%，1967-1971年为11.8%，1972年-1973年为14%，1974年-1975年为30%。伊朗70年代初成了世界上第9个最富的国家，到1975年时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世油输出国。这是难以想像的奇迹! 在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从人数到武器装备号称世界第六。此时的伊朗的民族信心和国际境遇达到了近代以来的顶峰。
    然而，革命后当局不仅未能兑现其经济承诺，国内生产总值反而持续下降。1977-1996年，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大约1/3，按人均计算下降了50%，即使根据官方显然保守的统计，在此期间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下降了20%。霍梅尼原教旨主义模式的失败同样显而易见的。
    总体上说，伊朗伊斯兰政府却在纠正巴列维王朝的弊端时矫枉过正：在革命后的社会进程调整上步履瞒姗，在公正与发展的平衡上摇摆不定。革命激情下的伊朗因处置不当的人质问题而自陷不义之地，更因与美国的全面对峙而遭受了数十年的孤立与遏制，所丧失的不仅是可能从美国获得的各种援助，而目包含正常的发展空间。正是过分妖魔化美国，也刻意贬低了巴列维时期的社会成就，因而也有意无意为自己设置了许多的发展障碍和交往障碍。而目从根本上看，它似乎不可能超脱地看待宗教的影响，因之也难以真正客观地对西方式文明成果进行取舍。尽管多年以来一直强调独立自卞，但伊朗“从来没有使自己远离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甚至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活跃而关键的地区和国际角色，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家庭手工作坊”。
    即使在改革派哈塔米伊执政第一任期，伊朗经济平均增长率从1997年的2.4%增长到2000年的5.9%；第二任期时经济增长达到6%，但人们仍对哈塔米以首的改革派在执政期间将过多精力放在政治改革上，经济上建树不够非常不满。2005年大选中，强硬保守派候选人艾哈迈迪•内贾德打出了“发展、社会福利、社会公正、反腐败”等口号，许诺“要把伊朗的石油收入体现在每个老百姓的餐桌上”，保护穷人利益。 但内贾德上台后却从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路线上回缩。内氏执政以来，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尽管内贾德总统在近年幸运碰上创记录的高油价以及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但伊朗2006-2008年GDP实际增长率也只有6.5%左右，低于中央银行7.5%的增长预期。而今年随着交贷危机影响及油价的下跌，预计今年增长率降至0.5%。虽然内贾德政府获得伊朗历史上最高的石油收入——275万亿土曼（Toman），但其政府也是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预算赤字最高的政府。
    内贾德政府已增加25%的开支并支持用于食品和汽油的补贴，甚至计划直接发现金代替给穷人补贴。他还拒绝逐渐增加的汽油价格，认为必要的准备工作如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之后，政府才能在五年之后放开汽油价格。他颁布了削减利率的总统令，使之低于通胀率。这一刺激经济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伊朗人为寻求盈余现金增值和安全，投资一些城市房地产，结果地产价格在内贾德执政期间两倍或三倍翻番。由此增加了住房费用，从而伤害了穷人及无房产的伊朗人。这与内贾德民粹主义政策的初衷正好相反。
内氏政府为了弥补现金的短缺，去年10月试图强行在众多项目上征收3%的增值税（VAT ），但这很快引起了首都德黑兰和其他大城市的巴扎商人（bazaaris）罢工。巴扎商人曾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伊朗的地位和权力几乎是神话般的。因此，他们也是内氏政府能得罪起的，很快不得不取消征收增值税。与此同时，伊朗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失业率攀升和住房紧张等问题日益突出。所有这一切均引起了伊朗民众的广泛不满，所以选举作弊只是这种不满的导火索罢了。
    不仅如此，伊朗当前现实与其革命领袖霍梅尼的“法吉赫的监护”理论所描绘出一幅公正贤明的法吉赫按真主的意志带领人类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妙图景相差甚远。而且伊斯兰革命后已实践30年的“法吉赫的监护”体制即所谓“伊朗模式”或“伊斯兰道路”亦令人相当失望，经济发展甚至远不如30年前巴列维王朝。这就是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未提供一种值得效仿的可行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此次伊朗大选之后的广泛抗议实际上是伊朗民众对其呆板体制的一种抗议及寻求一种新的发展道路的呐喊。

（原文发表于2009年6月29日《中国经营报》，题为《伊朗经济“矫枉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