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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携手共进的鲁迅，文章越来越霸气。早先的阴柔逐渐变成了阴暗，阴狠，阴毒。比较一下鲁迅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的“党同伐异”（鲁迅自谓）文章，与一九三六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同样的老辣，先前不过扮演帮衬角色，后来的那个答信却下意识地掺有居高临下的训斥派头。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帮架文字，起先曲里拐弯，虚实相间，既不点名，也不道破；比如《忽然想到（七）》中的一段：“我还记得中国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即便恼怒，也不过是《碰壁“之后”》的大惊小怪：“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这是鲁迅帮爱慕他的女学生大造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女士之反的文字。这场造反的结果：杨校长被逐，鲁迅丢失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又意外引出一场文坛上的“闲话”风波；似乎作为某种补偿，鲁迅到手一场婚外情，不久便与闹事女生同居。由于撰文相助之际，掺带了儿女私情，再义正词严也不免有些支支吾吾。及至后来真正到了党同伐异的关头，鲁迅全然正义在手，仇恨在胸，就像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一般，火力凶猛，杀气森然：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无端的指责还要加上倘若有人造谣，好像是在为自己造谣作辩，又像是在煽动他人如此造谣。事实上，延安方面确实乘机跟进，大肆造谣，诬蔑被鲁迅痛骂的托派连同被无辜牵涉的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饶有意味的是，鲁迅此刻的口气，跟毛泽东相当接近：不仅“敬告你们”，而且自说自话地代表中国人，以中国大众自居。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的这番名言：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
相比之下，毛泽东当然更加跋扈：把自己的独裁说成是中国人民叫他实行的。而鲁迅则在擅自代表中国大众宣布对方不受欢迎的同时，又擅自代表了一下“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至于被鲁迅指斥的来信者陈其昌，不过是个天真烂漫的共产主义青年，并且还是鲁迅的崇拜者。以鲁迅的地位，如此凶猛地对付一个年轻人，颇有牛刀杀鸡之嫌。更何况人家对鲁迅只有敬意，毫无敌意。陈其昌在信中如此写道：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仿佛是上苍有意要让鲁迅难堪，杨荫榆和陈其昌二位的人生结局，竟然殊途同归：全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一个在老家苏州向日军抗议奸淫掠杀暴行，被日本士兵骗到桥上残暴枪杀，漂尸河面。一个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日军抓获，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被装入麻袋乱刀刺死，扔进大海。
更令人唏嘘的是，杨荫榆女士乃民国时代先留日后留美、人品端庄、持重敬业的优秀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据女师大风潮的现场见证者、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忆，当时的情形与不在场的鲁迅写出的，截然不同。李四光在讲说了现场亲眼目睹之后，发出如此感慨：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风潮使杨荫榆女士，在教育界就此丧失应有的前途。此案的悲剧意味，可以对照文革当中死于红卫兵施虐的北京师范女中女校长卞仲耘一案。红卫兵的疯狂，不仅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还可以追溯到那场女师大风潮。
至于给鲁迅认真写信的陈其昌，因为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他的同伴一起，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这与鲁迅拿着国民政府供奉的高薪，傍着红色的山大王，烧着斯大林苏联的高香，骂着看不顺眼的同行，无疑是不可等量齐观。也许鲁迅对此未必不明白，所以不敢把陈其昌后来反驳他的回信公之于众，而是悄悄压入箱底。再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联系到斯大林指示延安的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把日本军队拖进中国战场任其肆虐的险恶，深刻的鲁迅，顿时变得肤浅透顶，并且不免有助苏为虐之嫌。而天真的陈其昌，却无意中成了斯大林意图的障碍。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家不想查证住在日租界里的鲁迅跟内山完造、日本军医须藤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迅反倒诬陷起了别人拿日本人的钱。要说汉奸，得有实据。然而要说亲日，周氏两兄弟全都当仁不让。
中国式的问题男人，难免患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毛病。毛泽东如此，鲁迅也同样如此。很难说是毛泽东学了鲁迅，还是这类人物天然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毛泽东跟梁漱冥吵架的腔调，与鲁迅谩骂梁实秋的口气，十分相像。毛泽东把梁漱冥叫做“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鲁迅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坐定江山后的信口开河，与鲁迅晚年文章的随心所欲，可谓遥相呼应。
历数被鲁迅指斥的文化人，将会是一张长长的名单。仅举几例有名的骂案，便可发现，其中有前辈师长章太炎，有同辈同行林语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晚一辈的文学家里，有邵洵美，施蛰存；无名晚辈当中，则有陈其昌，徐懋庸。其中，当数他投向章太炎的讥嘲和扔向邵洵美的轻蔑，最为失态。
在章太炎众多的浙籍弟子当中，鲁迅虽然名满天下，但并非是在学问上最有成就者。于是，鲁迅就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如此解释自己当年何以去听章太炎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言下之意，只认同章太炎的闹革命，并没有从章太炎那里习得什么学问。鲁迅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早年文言文章中的章氏风格影响，忘记了他的魏晋研究、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所受章氏学术熏陶的恩泽。就算是只认革命不认学问，鲁迅也并没有真正读懂章太炎。鲁迅虽然承认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鲁迅同时又以章太炎身后备受冷落，高尔基在中国却很受欢迎的对比，匆忙认定：“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鲁迅因此不知不觉地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给章太炎盖棺论定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这番论定，比起鲁迅在《趋时与复古》中的冷嘲热讽，还算留了“白圭之玷”的余地。鲁迅把革命党人章太炎和保皇党人康有为一古脑地煮到一起，才叫出手凌厉：
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鲁迅在文章中一再提及的投壶一事，纯属谣传。史实乃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主持投壶，但章太炎却拒绝出席。鲁迅将一件不成立的传言，当作既成事实作为他讥嘲章太炎复古的口实，其手法与暗示他人造谣托派是汉奸一举，倒是异曲同工。至于章太炎晚年的归于宁静，也并非是鲁迅所说的制造与时代隔绝之墙。章太炎从革命的舞台上回到安静的书斋里，根本原因在于，支持联省自治，不认同孙中山联俄联共以求十月革命那种一统天下的列宁主义革命，从而断然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同样的不认同，王国维的方式是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的方式是苏州讲学。且不说章太炎的这种方式，有没有隋末王通的河汾之志，至少表明了他不愿淌入国共两党的革命混水。古人有言，宁静以致远。真正的革命家，有如江湖豪侠：仗义行侠时，动如脱兔；退隐江湖后，静如处子（一如老子所言，回归婴儿）。这根本不是鲁迅理解的朝前拉车朝后拉车，而是一种人生的境界，生命的修为。倘若毛泽东具有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品质，能够在1949年以后退入书斋，那就成了中国的华盛顿。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想做秦始皇的山大王能够具有如此修为。就此而言，鲁迅确实与毛泽东是一路人。鲁迅既没有听懂学问家章太炎的讲课，也没有读懂革命家章太炎的人生境界。
倘若说，鲁迅对章太炎革命生涯的奚落，基于以革命者自居的无知，那么他之于享有海上孟尝君之誉的新月派文人邵洵美的诋毁，完全是罔顾事实，有恃无恐，并且一再造谣：“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由此生发出子虚乌有的登龙术，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讥笑道：“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许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更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恶语相向：“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事实上，邵洵美的家产，既不是骗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更不是做女婿换来的。因为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不仅是姑表亲家，邵家也同样名门望族，家财万贯。施蛰存对邵氏曾有中肯评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鲁迅一再朝着邵洵美恶声恶气，也许是心有嫉妒，也许是那位海上孟尝君为人过于厚道，被视作可欺。而邵洵美后来的遭遇，又像是上苍对鲁迅的不以为然。活到毛泽东时代的邵洵美，被加以子虚乌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关进大牢，最后在穷愁潦倒之中郁郁而终。据同室难友贾植芳回忆，邵氏在狱中曾经托付他澄清两件事情：
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邵洵美要贾植芳澄清的两件事情，都跟鲁迅有关。至于是在“功德林”设宴，还是将“功德林”的素菜叫到宋府摆席，贾氏回忆可能有误。但邵氏所言之事，应该属实。这里再加上后人忆及的一个细节，鲁迅之于邵洵美的攻讦，就更加令人感慨。那次会面，是邵洵美第一次见到鲁迅。“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不善辩战的邵洵美，被鲁迅在文章里打得鼻青眼肿。鲁迅果然是战士，鲁文果然是匕首投枪。在阿Q眼里，周围的人不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就是王胡、小D。鲁迅后期杂文的特点在于：以阿Q的眼光打量世人，以鲁迅的刻毒四面出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在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在鲁迅则变成：贫穷就是真理，富贵必定有罪。就连出汗，都有香汗臭汗之分，阶级界线划分得清清楚楚。按照这样的标准，鲁迅不再着意西方的人文经典，而是专门挑选苏联或者东欧各国的阶级斗争文学阅读。鲁迅的个性难以与人合作，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左联太上皇的居高临下。鲁迅在左联中的说一不二，与陈独秀做共产党领袖时的大家长作风，也是一种异曲同工。这种霸道，充分体现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里。
那篇文章，也是源自一封年轻人的私信。姑且不论徐懋庸比之于陈其昌，文字过多纠缠于私见与人际关系，即便写得不堪入目，也不等于可以没有征得写信者同意就自说自话地公之于众，并且还理直气壮地大言不惭：“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凭什么说人家希望他发表此信？又凭什么断定人家是恶劣青年？鲁迅的强词夺理，跟毛泽东的羞辱梁漱冥倒是有一比：
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同样的轻蔑口吻，同样的信口开河；同样的把自己的胡乱想像，硬说成是人家的想法；同样喜欢毫无根据地做诛心之论。
至于鲁迅要跟人家争论的话题，无非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军队吸引到中国来，不让他们进犯苏联。区别仅在于：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延安的共产党一边。话题是可疑的，背后的党派纷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有国共之争，而且有共产党内部的王明和毛泽东之争。鲁迅如此的气势汹汹，无非是要向延安表明心迹，同时提醒山大王，不要听信他人主张。跟毛泽东站在一起，跟斯大林站在一起，这是鲁迅晚年热衷于向世人传达的文字信息。鲁迅早年的文章，自称是听了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将令；晚年的文章，则全然是标明其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站队。答徐懋庸文，要说寓意深刻，实乃无聊之极；要说毫无内容，却实实在在地倾诉了自己的衷肠。文中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如何重要，但字里行间却在时时处处地提醒读者，文章作者鲁迅，是如何的高大伟岸，如何的不可侵犯，如何的不容忽视。其中最有趣的文字，当数这一段：
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如此的堂皇，真不知鲁迅是在指斥他人，还是在自我反省。也许鲁迅如此落笔时，忘记了自己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过什么。就像毛泽东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听者仔细琢磨一下，也会发现，弄不清是在说别人还是在说自己。这可能是又一种鲁迅文章与毛泽东话语的相通之处，指斥他人的文字往往成为自我写照。鲁迅诸如此类的文字有很多，姑嫂斗法，泼妇骂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等。诸多痛诋，皆可自照。至于一些不谙世事，不熟悉这一套的厚道之人，确实被鲁迅吓得不轻。试想，邵洵美身系牢狱，生死之际，最难以释怀的，竟然是遭受鲁迅的冷落，是被鲁迅无端的辱骂。
鲁迅的后期杂文，大都经不起推敲。倘若说，鲁迅的前期杂文聚焦于人际纷争，那么其后期主旨是党同伐异。有了党争的立场，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觉所笼罩，感觉在代表大众发言。早先那种两间余一卒、荷?独徬徨的孤独，此刻全然被大众发言人的光环所取代，就像毛泽东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现。实质上，此乃朕即天下的别一种说法。以前的皇帝是天子，代表天。鲁迅和毛泽东，则扮演大众或者人民的化身，也一样的君临天下。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毛泽东把鲁迅比作孔子，既对，又错。就专制文化的同构性而言，鲁迅确实和孔子一样，都是专制话语的始作俑者。只是就话语形式而言，孔子是伦理秩序的建构者，鲁迅是造反有理的破坏者。孔子是以等级制度和奴化心理网罗一切，鲁迅是披着大众的战袍、戴着真理的桂冠打倒一切。只不过，那样的打倒所建立起来的，依然是一种等级秩序。只是把原先的秩序颠倒了一下。这倒是跟马克思的哲学异曲同工，是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体系。
五四新文化何以演变成君临天下的毛泽东话语？鲁迅文章、尤其是后期杂文，是个关键的过渡。按理说，从倡扬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是联接不到毛泽东时代的，假如没有鲁迅作中介的话。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四根顶梁柱当中，唯有鲁迅，是通向毛泽东专制话语的桥梁，并且是一座独木桥。因为无论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周作人的人文主义，还是陈独秀经由亲历共产主义革命后的自由主义反思，都跟毛泽东话语绝缘。也许人们会对一生反孔的毛泽东为什么把鲁迅比作孔子，感到大惑不解。其实，毛泽东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鲁迅话语和孔孟伦理其实是互补的。专制，既需要秩序，又需要力量。在建立专制的过程中，力量是主要的。专制一旦建立，才轮到秩序上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四处奔波、无人理睬的原因。那个时代需要力量，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当世争于力气”，还没有轮到秩序出场。于是，最后韩非子学说脱颖而出；因为韩非子的权术，给秦始皇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力量。及至天下平定，轮到秩序的建立，上升到首要地位，孔孟之道便开始盛行。这就是为什么汉朝会有儒家大面积复兴的历史原因。历史有时确实惊人的相像。鲁迅之于毛泽东的一统天下，扮演了韩非子的角色。韩非子提供的是权术，鲁迅贡献的是话语。秦始皇激赏韩非子，毛泽东独尊鲁迅，并非历史的巧合。
鲁迅的这种历史角色，同时代的陈独秀也罢，胡适也罢，周作人也罢，都难以看清。因为他们站在同样的历史平面上。历史需要旁观才能澄明，维度需要变换才能获得不同的景致。比起韩非子，鲁迅死得其时。假如鲁迅不是死在1936年，而是活到1976年，那么不仅会让毛泽东尴尬，鲁迅自己也会很尴尬。秦始皇杀韩非子没有杀错，因为死人才能供起来。供奉活人是很困难的，但供奉死人就容易多了。这也是鲁迅死后，毛泽东为什么谀词如潮的原因所在。
读鲁迅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他的后期读到前期，会越读越同情鲁迅，可怜鲁迅。卿本佳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天才。一种则是从前期读到后期，会越读越觉得厌恶。文人堕落，原来并非只是消沉颓唐，真理在手的夸张，也是通向丧失自由的道路。比起鲁迅的死不反悔，尤其是宣称死后一个都不宽恕的专横，陈独秀的晚年，应该说是相当幸运的。虽然比起章太炎最后的宁静，陈独秀乃是不得不归于寂寞；但陈独秀毕竟在寂寞中悟出人生真谛，回到了早先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鲁迅，最后完全迷失；迷失在真理化身的幻觉里，迷失在君临天下的夸张里。从鲁迅的迷失，可以看出鲁迅的意味在于：预告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预告了毛泽东专制话语和独裁时代的到来。鲁迅随着毛泽东的崛起而蒸蒸日上，也将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式微而逐渐褪色。当一个文人随着专制君王的起伏而消长，那么即便再幸运，也已经毫无自由的意味可言了。
你认识几个毛泽东？
梁漱溟人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大儒，是反对阶级斗争第一人，是毛泽东一辈子的诤友和辩友。1957年，为了试一试中国共产党的气量，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与毛泽东辩论，大战三百回合，最后在一片“梁漱溟滚下来”的口号声中才悻悻下台。晚年梁漱溟对毛泽东有三句话的著名评价。第一句话说，影响20世纪中国的有三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说法。第二句话说，毛泽东不只是一个毛泽东，有多个毛泽东。这是说毛泽东有多个侧面，是很丰富的、复杂的、变化的。
关于毛泽东的多个侧面，我多说两句。两年前李敖来大陆做了三场演讲，他给三场演讲的定位分别是“尼姑思凡”式、“金刚怒目”式和“慈眉善目”式。如果借用这三个定位来解读毛泽东，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在这三个侧面都有非常精彩的、经典的表现。
比如说“慈眉善目”的一面。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有一位已退休的女老师，叫汤景秀，20世纪50年代是中南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曾经多次陪毛泽东跳舞。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问她，小鬼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汤景秀。毛泽东问哪个汤？三点水的汤！毛泽东说，北京有个小汤山，那就是你们家的山，下次你到了北京，我请你去小汤山。这就是毛泽东的一种风格。现在汤景秀随便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起这几句话，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她已经70多岁了。她当时的舞蹈队长叫俞九香，毛泽东也是问她名字，然后想想说，你这不对，鱼放久了只会臭，怎么会香呢，我建议你改一下，叫“鱼久臭”。
另外有一位孟锦云，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大家熟知张玉凤，而孟锦云就是与张玉凤一起陪伴毛泽东走过最后两年岁月的幕后人物。孟锦云是原空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1964年陪毛泽东跳舞而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一问她的名字就开起了玩笑，说：“你跟孟夫子一个姓，而且你这个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好啊！你湖北，我湖南，我们一湖之隔，你可算得是我的半个小老乡吧。”从此毛泽东称她为半个小老乡，并一直叫她孟夫子。
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因此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都非常深刻，显示了他的机智、风趣和幽默。另外一种问法是，你老家是哪里。只要你一报出地名来，他就能马上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出过什么大人物。这又反映了毛泽东博闻强记的一面。通过这个和普通人沟通，往往能让你终生难忘。
再说“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比如说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我举一个细节。毛泽东说，彭几十年以来和我是三七开。就是说七分不合作，三分合作。这个话说得是很不客观的，而且说得太重。彭德怀不能接受，说五五开行不行？毛泽东说，不行，就是三七开。这时候就顶上牛了，互不相让，不可开交，几乎是对骂起来，彭德怀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吗？”毛泽东说：“(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朱老总听不下去了。
想调节一下，刚说没两句,毛泽东把穿着老头布鞋的脚抬到桌上来了，敲着鞋帮子说：“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这一下让朱老总也不敢吭声了。当然，事后毛泽东对彭德怀其实是心存内疚的。据张耀祠回忆，1962年某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八万言的长信后，一大早就在颐年堂等彭德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倔脾气，几年不写，要写就写八万字。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防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张耀祠认为，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反思。毛泽东的这一面在今天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所见，这就是所谓的“金刚怒目”式。仅举一例，聊备一格。
三说“尼姑思凡”，居高临下而又亲和无间。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对社会贤达、博学鸿儒特别具有征服力。我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梁漱溟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深情回忆1938年春天那个夜晚的陕北窑洞，他和毛泽东就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
“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说到这里，我想起再前推22年，即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分析了日本对我之既定策略后说：“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2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之远见。所以，面对毛泽东的雄辩，梁自然心悦诚服。
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
梁漱溟的第三句话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颇为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我目睹过戴高帽、游街、被批斗和造反派上家里抄家的种种场景。尤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在读书的最好时光，没读到书，这是我此生的最大遗憾。这是时代造成的，“文革”造成的，和毛泽东直接相关。所以，当1976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时候，理智告诉我应该哭，但就是没有眼泪，感情有点迷茫，有点空白，有点惶恐，有点失落，也有一点庆幸和解脱……但是当毛泽东离去30年之后，当我经历了家事、世事和国事沧桑巨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可以更加平静、客观，从而看得更清晰一些。这时，反倒感觉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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