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余洪森

   “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四十年了。虽然不想提及那个年代，但想到自己曾是参与这个运动的一员，也曾饱尝个中酸苦，真诚地接受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即便其间未曾有何伟业，但必竟参与过，经历过。
   如今我将其写出来，献给老三届的同学，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一起回味回味，品尝品尝，也许不会逊色于一瓶陈年老酒……

                           一、出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那天，老天虽未下雨，但也未见放晴。
    一早，我与志成大哥推着一辆破烂的自行车，货架上捆绑着我到农村插队用的行李，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邮电大楼前的广场。
    说是广场，不过就是个丁字路口。中华中路横过邮电大楼，大楼正面是贵阳当时最宽的路——遵义路。加上大楼前有片开阔地，从而造就一个天然广场。贵阳人集会，斗地富反坏右及走资派等都在这里。可不，那个两年前搭建的十多米高的木板批斗台，也没因修建了春雷广场而拆除，还在邮电大楼门前立着，似乎还要告诫人们，文革开始那年，一批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就是在上面被批斗得死去活来的……
     我与志成大哥到达时,街头的高音喇叭正在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并反复播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天地……”的主席语录。
   数十辆搭有蓬布的解放牌汽车一字排开停在路边。车傍站着无数男女中学生及其亲人，有的无言，有的挥泪。那个悲痛，那个难受的场境，我是生平第一次看到。
    志成哥帮着我找到我要上的那辆车，小光、世钦、利元等同学早已坐在车上。他们帮我把行李接到车上放好后又跳下了车，陪我与志成哥站在车傍道别。我的道别方式很特殊，我与志成哥几乎未讲一句话，但心中却满含酸楚。直到学校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大声吆喝着象赶羊子一样将我们赶上车时，我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哥，你回去吧”……其他的话就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八点三十分，载满知青的数十辆解放牌汽车相继发出野兽般的轰鸣，分别朝着黔南、黔东南、黔西、黔北的广阔天地驶去。
    那时我刚满十六岁。
    我坐在车上，看着渐渐远去的筑城，一种莫明的悲伤和无可奈何的愤怒悄悄袭上心头。
    我们的车是驶往黔南的福泉县，一共有十多辆车，每辆车上大概坐有二十多名同学。
    我坐的这辆车除本班的六七个同学外，其余全是别班的。我们的车顺着东出口出城，经龙洞堡、过谷脚到龙里。那时的路虽是国道，但全是泥沙路。加之车子也不像现在的车辆，慢摇慢摇地到龙里县时差不多已到十一点。四十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要在龙里吃中饭。十多辆解放牌停在小小的龙里县街上也可称得上是条长龙。
    送我们去插队的是两个校革委的一男一女。男的姓吴，是老师。因鼻头特大同学们都叫他为吴大鼻。女的姓童，是初三的同学。因根红苗正加之又有造反精神而被校革委吸纳。当然也不排除其天生丽质的脸和修长的身材。
    在龙里吃完饭后，我们又踏上了征程。这时心情似乎稍好一点，于是大家便相互交谈起来。
    小光说：“原本我是同林新燕、吴家跃20号那天走的，就因等你余大毛才挪到今天走。”
    李世钦说：“要不是刘山晓（工宣队的）和歪嘴（班上的红五类）他们逼得凶，我才不走哩”。
    我心想，我都不知是为了什么，竟糊里糊涂地踏上了去广阔天地的征程。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帮二十一中和贵阳卫校搞宣传队。12月22日，也就是毛主席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发表的那天，我正与卫校宣传队在水城对煤矿产业工人作慰问演出。两天后回到贵阳，才得知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已开始奔赴农村。
    母亲说，工宣队和红卫兵已到家中多次，叫我回来后立即到学校办理上山下乡的手续。否则，后果自负。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在去与不去的问题上内心斗争可谓激烈。
    如果去吧，今后前程未卜，何年何月再回贵阳心中无底；如果不去吧，在二十一中亲自看到一些成份不好的家长，因孩子没有上山下乡，竟被揪上台去批斗，有的还被斗得死去活来。如果我不去，工宣队和红卫兵正好找到整治父母的借口。本来家中成份就不好，给当过国民党营长的父亲和被指为旧军官太太的母亲安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他们可谓轻而易举。于是，为了不给父母带来不必要的灾难，我选择了去！
     26号清晨，我从母亲的柜子里拿出户口本时，她老人家还慎重地对我说：”大毛，你要想好，户口迁了就上不回来的。”我说：“不怕，我年纪还小，我就不信会在农村呆一辈子。”
   于是我拿上户口本来到中东派出所办理迁移户口手续。
    9点不到，派出所的门口已挤满了前来迁户口的学生，我排了半小时的队才轮到我，工作人员让我交3分钱的手续费。我说：“没有。”她说：“没有就不迁”！
    可见那时我等是穷到何等地步。再说，不迁也就算了吧，又不是我不迁而是派出所的工作同志不给我迁。遇到工宣队的和红卫兵时不正好有理由了么。可我还不干，非得去找同学借上3分钱，生拉活扯地把自己的城市户口硬是迁了。否则，我的命运也许又是另一种模式了。
    户口迁了，我又同小光一起赶到学校，向有关老师交了户口迁移证，并领了一床小套被和一个洗脸盆。负责办理手续的老师告诉我上山下乡第一年，每个知青每月有6元钱的生活费，并有230元的安家费。就这样，我上山下乡的全部准备工作完全齐备。
    这不，28号就和同学们一道打起背包向广阔天地开拔了。
    想到这里，心中难免阵阵酸楚。为了平熄心中的愤懑，我下意识地将眼光移到车外，看着山上那些枯黄的茅草，看着那些长不出庄稼的一座座高山。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回到贵阳，我一定能重回贵阳！
    下午3点左右车队到达黄丝。这时气候突变，白露茫茫，雾气浓浓。气温骤降8、9度。一些同学从背包中拿出棉袄穿上，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就添了件毛衣。我肯定只有穿上学校发的那件深蓝色的棉衣啰。
    下午四点不到,车队抵达鱼酉公社，据说这就是我们要去插队的公社。吴大鼻和童领队到公社找到有关负责同志，得到的回答是知青要全部到县里知青办报到，然后再统一安排。
    耽误了二十多分钟后，我们的车队又浩浩荡荡地朝县城开去。
    五点不到，车队抵达马场坪。这是到黔南、黔东南、铜仁的必经之地；也是到湘、桂等省外的必经之地。我们的车队出马场坪后向左走瓮福公路，二三十分钟后，福泉县城遥遥在望。
    快进城时，车队经一拱桥。桥傍悬崖，古树掩映，倒有几分幽韵。车队直驱小城，驶入福泉中学。这是一座颇有古韵的学校。校内有两棵又高又大的银杏树，校舍古色古香。我们下车后被安排在楼上的几间教室里住宿。随身带的背包打开后，一字铺在木质的楼板上，吃饭就在县革委会的饭堂里集体用餐，吃的自然是水炒白菜和包谷饭。说其水炒就是还有点油珠珠加辣椒。
    不过我们并不挑剔，依然吃得很香。
    在福泉县城，主要是进行插队组合。这种组合基本上是自由的。
    我、小光、世钦、利元肯定是一个组合，但要搭配两个女生。我们班的女生只有林梅和付小玲。因我们班是典型的分男女界限的班，和女生从来不说话，所以自然不会和本班的女同学组合。后来给我们搭配了两个四班的女生，一个叫盛筑荣；另一个叫彭小凡。
     就这样，我们在农村的家算是组合完毕，家长是冯国光。
     两天后，我们又重新乘上解放牌，来到鱼酉公社。在公社吃了晚饭后，天已一片漆黑。
    乐邦大队党支部的郎支书带着罗家坡生产队的队长、对门坡生产队的队长早就在公社等着我们。
    刚吃完饭，这些农村的最基层干部便如领物品一样把我们领走了。
     我们十多个人披着夜色，顺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近两个时辰，来到一个小溪边的木板瓦房前，郎支书说这是乐邦大队的大队部。并让各生产队将我们带回队上。
    于是我们同郎支书道过别后又走上了田坎小路，二十多分钟光景来到一个小山坡上，这里零零星星的有着十几户人家。带我们的那位农民老大哥告知这就是罗家坡小队。我们在小山坡上东绕西绕地走了一会，来到一个石板坝上，石板坝傍有一间三开瓦房，说是队上的仓库。
    “你们先住这里，等你们的房子修好后再搬，”这位农民老大哥说。
     我们进得房来，点上煤油灯，方才看清这间房子的结构。中间是堂屋，队上开会都在这里；两头各有一间房，右面的是女生住；左面的是男生住。房间的隔板是用蔑竹片子编隔的，表面是用牛屎表糊。堂屋中间有一烧着柴火的火坑，熊熊燃烧的柴火上，一个生铁三角架支着一个被火烟熏得漆黑的锡水壶，火坑四周堆放了几张小板凳，大家围坐在熊熊大火边取暖。
    农民兄弟告诉我们，睡觉不用火时，可用柴灰将火子埋住。第二天要用火时从柴灰中薅出火子，加上柴，再用竹子做的吹火筒对着柴火用嘴一阵猛吹，柴火又会燃烧起来。
    再看两间厢房，堂屋可通，外面也有门。房内没有床，队上早就想好了，将打米用的大巴斗翻扑在地，铺上稻草，再垫上我们自带的床单和棉被，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当一切就绪，时间恐怕也是点把钟了。那位农民兄弟告辞回家后，累了一天的我们也管不了是不是舒服，躺下便睡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开始还未反应过来，还认为是在家里。当听见房上麻雀吱吱喳喳叫个不停，看见那用牛粪糊的壁板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是在农村，是在广阔天地里。可以说，我们现在已正式成为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县马场坪区鱼酉公社乐邦大队罗家坡生产队的社员同志了，而且是从城里来接受再教育的新一代的农民！

                                  二、罗家坡生产队

    罗家坡生产队是一个有着十几户农家的小村子。它处于两座山脉之间的沟壑中部的一个小山坡上。这个沟壑宽约有三百多米，长度从大寨起到茶霍出去却有十来公里。沟壑中间有一条5至7米见宽的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溪水两面是一块块良田，其中有大寨的，高寨的，也包含罗家坡的。两面山脉约有千余米高，山上长满荆棘，没有大树。生产队的包谷地开在一两百米高的山坡上。
    罗家坡距国道有五、六公里的山路；距马场坪有十六、七公里。这个小村庄的十来户农舍全是坐山面田,只有我们住的这间队用公房是坐北向南。农舍分布虽零散，茅屋瓦房参杂不一，但高低有致，错落均匀，加之村南村北绿树掩映，山泉绕寨，真还颇有几分山寨风光。
    罗家坡的十几户农家,以洪姓最多,有五户,基本都是一家人;其次为杨姓,有三户,也基本是一家人。其余的为王姓、张姓、李姓。洪家老大洪志国，曾参加过志愿军，回国后返乡务农，做了大队的民兵连长。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但人不讨厌；其弟洪志勇，年纪与我们相当，是回乡知青。他对盛筑荣颇有好感，因此常来我们寝室闲聊；其妹洪志秀，长得小鼻小眼的，是队长王天顺的弟弟王天宝的未婚妻。人虽不漂亮但却纤翻，而且喜欢说东道西，不大坚守妇道，以至同杨家老二私通被人发现，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尤其王天宝正在服役，于是这对露水鸳鸯被人整得死去活来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杨家老二，以破坏军婚的罪名而被戴上一个坏分子的帽子，大会小会被批斗实在是惨不忍睹。其实此人非常厚道，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
    王天顺，罗家坡生产队的队长，大约三十多岁，水梳的飞机头下挂着一副精明而带有几分阴险的瘦脸。能说会道，满肚子的花花肠子，每天都有可能在算计人。我们刚到时，他表现出十二分的关心。但随着相处的时间久了，我们才发现他的口是心非，在后来的队委会上，首先提出要赶走我们的就是他。
    其弟王天宝，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较其哥相比，可能是刚从部队转业，受到一些教育，待人接物显得温文尔雅，但也是较有心计之人。据说洪志秀背叛他和杨家老二私通后他未发表任何意见，别人被批斗他却无动于衷，原来他也早就心辕意马了。
   另外一个人是我不会忘记的，他就是洪志国家唐弟，外号人称洪赖头。此人三十来岁，长着一副豺狗脸，满口黄牙，贼眉鼠眼，实足一个农村老混混。人说他主要是太懒,以至那时还未娶上媳妇。他有一条下司狗和一把火药枪，常在冰天雪地时叫我们去山上打猎，但一次也无收获。同他打猎一样，他一开始就瞄上了我们家的两位女同学，但直到她们离开农村，洪赖头也未曾闻到这两位女同学丁点腥味。
    还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一个是洪志国的老婆。
    妇女队长三十多岁，住在村后水井边，姓氏忘记了。她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人，虽然对我们看似和善客气，但骨子里却恨死这几个知青了。后来一系列坏主意，有一半都是她的点子。
    洪志国的老婆好象姓陈，是外村嫁到罗家坡的。脸圆圆的，眼大大的，在农村恐怕也算是少有的美女，但就是爱说长道短。不过看得出，她在生产队还是蛮有号召力的。在我们几个男知青中，她对小光特别好。
     我们到队上时正值农闲，无事可做。于是除了跟着洪赖头上村后的山上砍点柴外，差不多都是在玩。队上分了一块自留地给我们，就在王天顺家上面的山坡上。这是队里的伺料地，里面杂七杂八地种了一些白菜，萝卜。白菜已长了苔并开了花。队上也借了一些谷子给我们,并派人带我们挑着谷子到村南头的碾房去碾成米。
    我们六人作了简单分工：女生主内，男生主外。内即煮饭炒菜打扫卫生；外为打柴碾米加采购。刚到时，大家按分工做事，同吃一锅饭，同住一栋屋。赶场，男女生一同去；串寨，男女生一同往。因为没有利害关系，大家相处也还其乐融融。
    为了表示友好，开始几天，队上的干部还分别请我们知青到他们每一家吃了顿饭。虽说没有大酒大肉，但必竟也是两菜一汤，并且还要管饱。遇到家中富点的，还大大方方地切块把腊肉蒸起，炒两个蛋端摆上来，我们同他们一起吃得有滋有味，心中还真是有些感激呢！
    但我知道，或者说是有一种预感，我们和农民的和谐全为暂时的，一旦利益冲突，矛盾就会产生。
    果然，两月后我们就和农民产生了难于调解的矛盾。当然这是后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