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余洪森

  五、串寨  

 
    乐邦大队共有近十个生产队。知青都分布在大寨、对门坡、高寨与罗家坡生产队。
    大寨就在大队所在地，离罗家坡有一公里。知青有我们班的杜黔志和工中的两位同学；高寨就在罗家坡的对面山脚，站在我们门口不仅可看到，而且声音放大点还可叫应那边的人。我们班的李玉龙就在那里；对门坡离我们最远，也是乐邦大队最偏远的一个小队，大概距我们有三、四公里。我们班的林梅、付小玲和工中的小蔡、马仔在这里插队。
    时值农闲，无事我们总爱到知青家去串门，用农民的话说叫串寨。到得最多的生产队当数大寨，其次是高寨。这当然得益于这两个寨子离我们很近的原故。到对门坡串门的次数可谓屈指可数。倒不是我们与那里的同学关系不好，恰恰相反，对门坡的马仔与小蔡论关系与我们还非常近乎。之所以去得少主要是距离远，加之又是爬坡，又是下坎的，路是山路不说，还要七弯八拐，所以难得起个去的念头。
     一天，冬日高照，虽是数九天却不觉得冷，加之队上无事，我与小光决定到对门坡去看看马仔与小蔡，当然更要看看我们班的两位女同学——林梅与付小铃，尽管我们还未与她们说过一句话，还有男女相见的心理障碍，但想到同是离家背井，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现实，决心要去打破原来在校男女同学不说话的规矩。
     林梅、付小铃同我一样，同属黑七类子女。林梅曾是我班的班干部，学习成绩尚佳；付小铃成绩也不错，只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她与林梅相比个头较高较大，林梅略显骄小但却十分能干。
     马仔大号叫马世群，长得魁梧强健，为人耿直；小蔡大号叫蔡朝甫，人虽矮小却能说会道，还会扯点二胡，也算有些才气吧。在校时，我们与他俩都不熟，到乡下后咱们分在一个大队，来往就多了，还聊得来，且他俩常到罗家坡来玩，于是我们彼此竟成了好朋友。

    我与小光之所以要到对门坡去，缘于他们多次邀请。
    在冬日暖和的阳光下，我与小光顺着山路慢慢地行进着，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对门坡前面的一个小寨。寨口几株老树，走过老树便进入寨中。从只有十来间破败的木板瓦房来看，此寨人口不多，不穷也不会富。
     还未进寨我们就听见寨中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唢呐高鸣。
     出于好奇，我们进寨去看看热闹。一打听才知是一小伙娶新娘。
     两位新人与自己的亲人一道，热情地张罗着接待客人。
     从村民们的口中得知所有接亲的仪式在上午已全部完成，现在是摆酒席招待前来祝贺婚事的亲戚与客人。酒席设在寨上各家各户的堂屋里的火塘上，即在火塘上支一角架，架上放一口大铁锅，锅内盛满了大块大块的肥肉、腊肠、血豆腐、鸡肉以及其他一些小菜。
    人们围坐在火塘四周的小板凳上，每人面前的地上都有一副很土的碗筷与一个土陶酒杯。  
      按风俗，来者都是客，一定要被请上婚宴。
     我与小光的突然造访吸引了众多村民的目光，并被喜家与热情的村民簇拥着拉上婚晏，被安插在一群身着蓝色卡机布和帐青荫阴丹布的男女农民中间。大家围着熊熊柴火上支着的铁锅周围。当主人发出婚晏开始时，人们便相互敬酒和劝菜。
     我和小光这时也只有装猪吃象了。好久未见油荤，我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地夹着锅里的大肉狼吞虎咽地吃将起来。
     一会，新娘新郎在一中年农民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这桌敬酒。这时我俩才有幸细细打量两位新人。
    新郎大约二十出头，个头不高却膀粗腰圆，一看就是做农活的好手。一身蓝色卡叽布的新对襟衣裤，映衬着朴实纯真的有着两个酒窝的笑脸，不用说，他肯定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年轻人。
    新娘是一位扎着两条长辫，脸上流淌羞涩，虽也穿着一身蓝色起暗红格子的女装，也未曾有损她那大眼中流露出的温柔与红红的笑脸上写出的贤慧。
    难怪村民们都夸她是本寨最俊秀的媳妇！
    向大家敬过酒后，新郎带着新娘来到我与小光的面前，举着酒杯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从省城来到我们乐邦穷山沟，给我们送来了毛主席的思想。今天，你们又能来到我家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热情欢迎，由衷感谢！”说到这里，他双手捧杯，高高举起，豪情万丈地说：“来，我与媳妇敬你们一杯！”然后手向口中一扬，一杯酒便倒进口中，并朝着新娘点了下头，示意她将酒喝了。
    新娘端着酒杯慢慢将其送到嘴边，用嘴唇泯了一下酒，然后很难受地用手掩着口，笑着咳了两声嗲嗲地说：“不行。不行！不会喝酒。”
    我俩虽不曾喝过酒，但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喝下这杯不同寻常的酒。我端着酒杯，结结巴巴地说：“祝你们夫妻恩爱，百头到老！”然后将酒倒入口中，一饮而下。这酒虽有些辣却也有些甜，一饮就知是农家自酿米酒。
    小光也学着我举杯向这对新人祝贺。
    然后新郎新娘告辞到其他客人处敬酒去了，我与小光又坐下尽情吃着大肉。
    从客人口中得知新娘是李家湾的姑娘，姓李名秀芝；新郎姓陈名天宝，曾在黄丝就读中学。因家中劳力不够，加之父亲有病方才缀学务农。
    酒足饭饱后,我和小光趁人们寒喧道别时来到小伙子家参观。
    这是有着一栋正房两间偏房的标准农家。正房为三间开的木墙瓦顶房屋，只是年辰已久，显得有些陈旧；偏房为土墙草顶两间开的房子；再就是一间牲畜圈。偏房正房与牲畜圈正好形成一个天然院子。院里地上撒满了鞭炮残屑，院中分别放有四张方桌，桌上零乱地散落着葵花仔与包谷花。正房堂屋的门框顶上挂着一条扎着大秀球的鲜红布条，两扇门上分别贴有两个大红喜字，两边门框分别贴有一条红纸对联。上联：成家不忘共产党恩情；下联：创业牢记毛主席教导。横批：婚事新办。
     那时我们也不懂对联，更不能分出优劣。只是觉得读来还是朗朗上口。
     进得堂屋，坐在火塘边上的两位大嫂起身分别给我们倒来农家茶水。我们道谢后端着装茶水的土碗打量着这间堂屋，感觉它有30来平米的面积。对着门的墙边放有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橙，堂屋中央有一火塘，四周也放满了小板橙。方桌上堆着不少布料、鸡蛋。堂屋四周的地上放满了箩筐与篮子，里面装着面条、谷子、白米与包谷。这些东西都用红条栓着。
   不用说，一定是客人送的礼信。
   堂屋两边各还有一间房子，左面一间红烛高照，新床彩被，木柜妆台，配以满屋的红喜字还真有几分新房的气氛；右面一间为新郎父母的居室。
    两位大嫂告诉我们，偏房里面全是晚上准备闹新房的年轻人。目前她（他）们正陪两位新人吃饭，待吃饱喝足后晚上才好大闹新房。
   我与小光商量，吃了人家饭，喝了人家的酒，总不能白吃白喝吧。于是，我俩倾其所有，总算凑到一元钱与五斤粮票。我们将这一元钱和五斤粮票交给堂屋里的两位大嫂，并请她们将其转交给新郎与新娘，算是我们给他俩的新婚贺礼。
    两位大嫂无论如何也不收，并说：“你们远离家庭与父母来到我们小山村插队，理应我们关照你们。参加两位新人的婚礼，已是给我们农家太多的面子，哪能还送礼哟！不行，不行！”边说边将钱和粮票又塞回我的手中。
   “钱是少点，但总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我又将钱粮朝着大嫂塞去，并略带嗔怒地说：“如果不收，我们可就生气了！”
    “不少，一点都不少，”大嫂怕我们生气赶快解释说。“这里一般客人送礼最多的也就是十来斤米或谷子，大多都是送两斤面条或十来个鸡蛋。要知道，一元钱可买十多斤米，也可买三十多个鸡蛋哩！”
    说完，大嫂说她要去叫新郎新娘来。我们赶快拦着她，说：“不要惊动新郎新娘啰，他们还要应酬其他客人。”听了我们的话大嫂停住了脚步。“那好，那好，你们请喝茶！”她热情地招呼我们。   
  “谢谢啰，我们还要赶到对门坡去。”我俩起身告辞说：“不多待了，得空我们再来！”
    大嫂见我们执意要走，也就不再强留。只是十分忠肯地说：“你们放心，礼物我一定会交给新郎官的！今后得空一定来玩！”
    告辞了大嫂，出了这个不知名的小山寨，夜幕已经降临，月亮早在山头升起。我们借着月光，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向对门坡走去。
     大约走了二十来分钟，我们来到对门坡生产队。它座落在半山上，村口有棵又大又粗的银杏树，粗得十个人也围不拢。过了银杏树，一个在村口牵着牛的老农向我们指点说：“喏，那间亮着烛光的小屋便是对门坡知青的家。”
    我们来到亮着烛光的小屋前，透过虚掩的门听到里面传出二胡曲‘江和水’的悲哀旋律，如泣如诉的乐音，在这山村寒冬的夜晚，令人更加伤感……
   我推开虚掩的门，烛光下只见小蔡沉醉于二胡的悲情演奏中；马仔躺在辅上看书。他俩那般神情专注的模样，根本未曾得知我们的到来。
    我们慢慢走到他俩的身边，这时只听二胡声嘎然而止。“哎呀，你们真是不速之客，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来了！”小蔡看见我们后将二胡一收，激动地站起来说“吃饭没有？快坐，快坐。”
    “不仅吃了，还打了牙聚（即吃香的喝辣的）。”我笑着回他的话。
   这时马仔知道是我们来后，十分惊异地一个鹞子翻身便从辅上爬了起来：“哎呀呀，是什么风将你们吹来了 ？”
    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们得知林梅、付小铃两位女生住在隔壁，他俩与王矮子同一房间三张床，遗憾的是林梅、付小铃与王矮子她们三人都回贵阳去了。
   看来今天我们是见不到两位女同学了！
   小蔡告诉我们，他们每天都与农民一快出工，主要农活同我们一样，也就是铲铲草，烧点灰，积点肥。每天就只能挣6个工分。
    的确，在人民公社制的农村，农民完全是靠挣工分吃饭。最强的劳力每天也只能得12分，这要出早工、正工还要加晚工。一般的劳力，当然是男劳力，工分也只是10分。他们通常只是出早工与正工，晚工不得出。妇女正常出工的情况下可得8分，特强的妇女劳力可得10分。
    每天出工得8分者，一年必须保证要有300个劳动日，秋收时分红即可得360斤谷子。未满十岁的农民孩子不得参与生产队的劳动，但可分基本口粮三百斤（包括谷子、玉米、土豆等）。十岁以上的孩子可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只能得3至5个工分，所挣工分达基本口粮360斤为止。
    当然，基本口粮是根据队上收成总和来除以人均300核算的，多余的粮食除了上交公粮和战备粮外就是按工分分配。
    尽管如此，农民都愿多生孩子。一方面可承袭多子多福的传统；另一方面孩子多即可多分粮食。 在那个只求温饱的年代，“食”是顶顶重要的事情！
   “其实，农民并不欢迎我们，”马仔似乎大彻大悟地说：“我们的到来无疑是与农民争一杯羹。试想：你从别人碗中夺食，别人会真心欢迎你么？”
   “ 农民本来就不富裕，我们的到来的确是与之分田分地分口粮。”我接着马仔的话说：“他们之所以未表示不欢迎，主要是碍于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否则他们早就将知青拒之村外了。古人云：‘民以食为天！’你去抢别人的天，你去分别人的地，别人要不恨你才怪哩！”
   “也不是没有表示不欢迎，”小光说：“那天我去找洪志国反映修建知青房的问题，在他家门口听到他与妇女主任、队长王天顺的对话，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对知青的反感。”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很多，也聊了很久很久。从与农民的相处到做农活的体会；从知青同学的为人到社员农民的个体优劣。最后大家一致认同不会在这里待久，大有鸟居寒林，时刻待飞的志向。只是此时尚未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们起床后，小蔡与马仔早将冼脸水烧好。我们洗漱好后吃了他俩为我们准备的红苕稀饭下豆腐乳。嘿，你还别说，真香！
   吃完早餐后他俩说要去后山铲肥挣工分。于是我们告辞，原路返回罗家坡，赶着出了个晚工！

                                         
                                         六、回家过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要过年了，生产队分了30斤糯米、18斤牛肉和3斤干辣椒给我们过年。据说分不分这些东西给我们，生产队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
   队上有十来头耕牛，全是水牛。它们可谓队上犁田耕地的强劳力，平时都是由各家负责喂养。白天，农家娃将牛赶到山坡上去吃草；傍晚，他们又将牛么喝回来，先在小溪流里喝足了水，然后将其赶回自家的牛圈，再喂上豆、包谷与稻草。因此，这些“黑旋风”一个个也还长得健壮彪悍。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一头壮如大象的水牯牛竟不幸夭折。
    那天，时值大队兴修水利之际。洪赖头家不到十岁的小侄儿与几位小伙伴将牛放至靠近大寨的小冲山坡上，十来条水牛悠闲地在荆棘丛中寻找草吃（因是冬天，草不茂盛）。突然，山下水利工地放炮炸石的巨响惊吓了正在吃草的牛群，它们在山坡上瞎跑乱窜。那条大水牯凭借强健的身躯，一骑绝尘，率先跑到后坡山涯处。它朝着一蓬灌木丛拼命地钻，本想在那里可躲避灾难。谁知它却堕入了一个魔窖。灌木丛的另一面是一个悬崖，虽不是万丈深涧，可也有四五十米。它钻进了灌木丛也就一下堕落到涯底，从而便断送了卿卿性命。
    队上派了四五个壮汉将牛就地处理，即将牛皮剥了，牛头与牛蹄解了下来，并将肉割成十来斤一块块的，然后将肉弄回队里，再由队委会成员开会研究谁分多少。
    罗家坡队委会成员由队长王天顺、大队民兵连长洪志国，还有妇女主任、生产队会计组成。

    当天下午，几个队委在洪志国家开会，一致达成决议：“牛肉按人头分配，大人十斤，六岁至十三岁的儿童减半；六岁以下的两斤。”

   “六个知青分没？”洪志国看着另几个队委问。

   “你说呢？”队长王天顺对着妇女主任狡诈地说。对于洪志国的提议，他不置可否。于是就将皮球巧妙地踢到了妇女主任那里。

    妇女主任是个极有心计的女人，见队长将话丢给自已，马上心领神会地说：“分点肉给知青也不算什么，但他们未曾作过贡献就坐享其成，恐怕生产队广大社员会有意见。因此，我个人意见是不分。”但她并未将话说满，又恐与洪志国意见不同，于是又说：“当然，到底分与不分，我个人说了还不算，还要看志国、队长的意见而定。”

    “很好，很好，从社员利益出发，很有大局观念。我赞同！”王天顺边用火钳夹着火塘里的柴火，边阴阳怪气的附和着说。

    “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洪志国将手中的叶子烟杆塞进嘴里猛吸了两口后说：“知青到我们这里，虽然给我们增加了负担，但这是上面的规定，具体讲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其二，人家知青从省城到这里，远离亲人父母。再有十来天就过年了，他们回家过年能有点肉带回去，人家老人才会有些安慰。否则，我们面子都没有。”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看了看其他几位，然后接着说：“不仅要分肉给他们，而且要多分点，还要分点糯米和辣椒给他们！你们说呢？”

    “我同意！”会计杨举着手大声地说。

    “我也同意！”妇女主任听洪志国如是一说，也无可奈何地举手同意。

     王天顺见大家意见都偏朝洪志国一边，也就顺水推舟地说：“志国说得对，符合政策。只是要给社员们解释清楚，大家少分一点就行了。”

    就这样，我们才得以有点年货回家过年！

    分到这些年货后，老洪建议我们将牛肉做成牛干巴，将糯米做成糍巴。 牛干巴，队上统一做；糍巴，却要我们自己打。

    说实话，将牛肉做成牛干巴我还略知一、二。不就是将新鲜牛肉风干，再将其置于炉灶上烟干而已。

    糍巴，我在贵阳时常吃，也知道它是糯米做的。但如何将糯米做成糍巴我还闻所未闻，更不要说是亲自去做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在老洪的指导先将糯米淘净，再将淘净的米置于柴灶上一大铁锅里的蒸子中。蒸子上下是空的，中间有一空心隔断，米搁置于隔断之上。铁锅中有小半锅水，蒸子下端完全浸泡于水中。当火将水烧开后，水蒸汽从蒸子下端通过空心隔断蒸熟上方的糯米。这个时间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在蒸糯米的同时，老洪已为我们借来一个巴槽。这个巴槽是木质结构，长为一米三，宽为五十公分，高约四十公分，内凹部分为槽，可容三四十斤糯米饭，是用一棵整木挖空中心而成。

    大家将巴槽用水洗涮干净，又用干毛巾将内槽擦干。这时，糯米饭也蒸得差不多了，我们七手八脚将蒸熟的糯米倒入巴槽中。然后老洪就用一个木质的巴棰，高高举起，用力打向槽中的糯米饭。在他的棰打下，槽中的糯米饭渐渐变粘变冗，十多分钟后就变成了糍巴。我们亲眼目睹糯米饭变成了糍巴竟兴奋得跳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揪了一跎热麓麓糍巴，津津有味地吃将起来。
    第二槽开始打了，我接过老洪手中的巴棰，用力朝槽中的糯米饭打去。前面一两下还不觉累，但打了四五下就觉得很费劲，感觉打下去时有一股力量朝下逮你的手。我不知原由，边把巴棰交给小光边问老洪：“你打了如此久都不觉得累，为何我才打几下就累了？”老洪带有几分嘲弄地说：“哎，至（这）还不懂？至（这）糯米饭嘛越打就越粘。巴棰打下去，粘粘的糯米饭粘住巴棰，你嘛要用力才能将巴棰逮出来，至号（这样）你乍个不累？”

    看来糯米糍巴虽好吃，不付出汗水和力量也是不行的。

    还有三天就要过年了。

    那天清晨，我们也打点好年货：糍巴、辣椒、牛肉干巴，每人还买了两只鸡（农民家的鸡只要五角钱一斤）。前四样大约有三十多斤重，每人装了一口袋；六个人共有十二只鸡（约有五十多斤）。我们找来四根扁担和一些绳子，先将口袋的口子扎住，并在口子处留一扁担穿得进的绳套，两只口袋为一挑，十二只鸡也为一挑，全都由男生肩负。

    出发前我们分析了回家的路线。如果到马场坪坐车，那么我们就要肩负如此重的担子步行十五公里左右；如果到鱼酉街上坐车我们只需步行大约五公里左右。马场坪因是交通枢纽，任何车都会到此一停，自然坐车方便，但路程却太远；鱼酉虽近，但所有车辆几乎不停，坐车可谓难上加难。

    大家莫衷一是，讨论了半天还未统一意见。

   于是我决定性地发言说：“到鱼酉待车！因为到鱼酉比到马场坪近十公里。我们每人负重约六十来斤，可节省体力，也可节省时间；其次到鱼酉虽不便乘车，但那里有一大坡。大凡货车到那上坡时速度都极其慢。如不能正常挞车回贵阳，可在坡上用分段爬车的方式悄然上车，到贵定后集合，再转火车返回贵阳。”

   “可行，”听了我的发言后，小光第一个表示支持。接着世钦、利元、以及两位女同学也表示赞同。

    我们一行六人吃完早餐便挑着担子出发了。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来到鱼酉，尽管是寒冬，由于挑着东西走了这么远，我们几个却累得热气腾腾的。

   鱼酉街上很安静，是公社所在地，但只有两三个小铺面，二十多间破败的灰尘满目的板房，街上很少有人。经过的汽车的确不少，可从不在此停歇。

    国道从马场坪过来，出了鱼酉就有一大坡，坡陡且长。我们六人带着大包小包站在坡上等车。来了一辆解放牌货车。我们六人挥手大喊着：“师傅,停车，带带我们！”

   车近了，我们见驾驶室内除司机外还有两个年轻女人，货箱是空的。

   心想这下师傅会带我们。

   可是，车经过我们面前时，驾驶员只是看了我们一眼，脸上的表情很麻木。他加着油门，轰隆隆地将车从我们面前开过去。

   我们一连拦了几辆车，几乎都是同样的遭遇。

       于是，我们采用分段爬车的方法，即两个人一组，分成三组，每组间隔50米，女生分别由男生带。小光带盛筑荣站在刚上坡的地段；我带彭小凡在第二组，距小光约五、六十米的路边；利元与世钦在第三站。
    一会，来了一辆拖木料并带有蓬布的解放牌。它吃力地在坡上爬着，速度很慢。小光在车后面跑着，先将装有年货的两个口袋扔到车上的木料上，然后又将盛筑荣连推带拖地弄上了车，最后十分敏捷地飞上车。

    车来到我与彭小凡的面前。我们若无其事地站在路边，似乎是在闲狂一样。驾驶员压根就没有想到会有人在此“飞车。”

     我与小光一样，先将两袋东西扔上车去。有小光与盛筑荣在上面接应，彭小凡也很容易地上了车。然后，我迅速抓住后箱门上的铁拴，一个飞身便上到车上。

    我们像猫一样静静地扒在车上的木料上，大气不敢出，等着世钦与利元上车。

    车慢慢地在坡上爬着，发动机发出要死不活的轰鸣。

    一会，只见一个口袋被抛了上来，我接到后将其放妥，抬眼一看，世钦也飞身上车了。接着又是一个口袋被抛了上来，利元也同样飞了上来。

    我们正在庆幸胜利之际，却感觉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接着便听见一个又粗又恶的声音：“狗日的，老子今天遇到飞将军了！”除听到驾驭员开门的声音外还听到有铁器碰击的声音。

    “完了，前功尽弃了，”我揣摩着我们的行动被驾驭员发现了。果然，一个手提摇手柄，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气急败坏地走到车后，用摇手柄敲打着车上的木材，对着车上的我们凶神般地骂着：“给老子滚下来！胆子搞大啰！”

   “师傅，你就带我们一段路吧！”小光将身子凑到后车箱处探头朝站在车后面的驾驭员苦苦哀求着。 

   “不行，给老子赶快下来，”凶神怒火冲天地说：“再不下来，老子就用摇手柄敲断你们的腿！”边说还边用摇手柄敲打着车上的木料。

     我看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说不定他还真会敲咱们的腿！与其硬来不如软磨。于是我第一个跳下车去，站在这位师傅的身旁说：“师傅，我们未经你的允许就爬你的车，实在太不该！我们向你认错！”

   “认错？认错就可不下车了吗？小小年纪，胆还真大！你们知不知道，爬车有多危险！”

    虽然师傅依然声音很大，但从他说的话音里我们已听出，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我进一步向他好言相诉：“师傅，我们是贵阳到这里插队的知青！这不，要回家过年，身上分文没有，招了十多辆车无一理睬。无奈出此下策，肯请师傅谅解！”

    “没钱！没钱就可飞车？你们是铁道游击队呀！”师傅一阵数啰，倒让我们觉得他并不凶了。“这多危险呀，出了事谁负责？”

    “是的，是的，我们错了，”大家一齐向这位师傅认错。“想必师傅家也有弟或妹是知青吧？”我小心翼翼地问。

   “要不是想到我弟也是知青，我早敲断你们的腿了”师傅嗔怒地说。

   “这年头，谁家没有当知青的人啊！哎，离乡背井的，真可怜那！”我这一说，还真触动了这位师傅内在的同情心。

   “算了，算了，既然都上去了，就上去吧！只是你们今后不能如此爬车，这是很危险的！另外，车本身已超重，你们六人不可能全被带回贵阳。”

  “那咋办呢？师傅，求你带上我们吧！”我们大家又齐声哀求这位师傅。

   “急啥子嘛，我又没说不带你们。只是上面最多只能坐两人，驾驶室也可坐两人。因此，你们只能有四人上我的车”他有板有眼地说。

    于是我们软磨硬缠，最终还是说动了这位师傅。他同意将我们六人带到贵定，然后有两人必须下车，并再三解释是为了安全。

     我们很理解，也未强求。决定我与小光下车，去赶四点的火车回贵阳。我们的鸡由利元带走，而口袋却由我们随身带着。

     我们迎着寒风，相依挤在车箱里的木料上，颠颠簸簸地摇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贵定县。我与小光在贵定城的桥头下了车。

     这时时间已是下午两点。

     谢了师傅，与同学们告辞，我与小光找到一家面店，花了两角钱，一人吃了一碗面条。然后又赶到位于县城北边的火车站，在那里逛了个把小时，终于等来从柳州到贵阳的慢车。

     我与小光挤在上车的人流中混着上了车。车上人非常多，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还好，我们将口袋挤放到行李架上。

     车开了，列车员开始查票。我俩左躲右闪，总算逃过一劫。当我们正在庆幸可安全乘车时，车到龙里又开始了查票，而且这次还有乘警参与。我们估计这回躲不过去，于是便在龙里下了车，待车开动时又跳上车来。我俩一人吊着一个车门扶手，示意列车员开门。可列车员却视而不见，就是不开。还示意要我们下去。无奈，我们只得吊着门扶手，在寒风呼啸中行进了八公里，列车到达高坪甫后才停车。

    我俩又上得车来，找到放行李的车箱，“呵，还在！”小光看见那两个装有糯米糍巴与牛肉干巴的口袋还放在行李架上，便惊喜地叫了起来。

    我们一直站着安然到达贵阳，在寒风与细雨中随着下车的人流混出了车站。

    这时，天已全黑。我俩一人扛着一袋从乡下带回来的年货，行进在灯光昏暗的遵义路上，到达邮电大楼后便分手各自朝自己的家走去。

    离家两月，虽然我们又与父母兄妹吃上了年夜饭，可这顿饭的确也算是历经了千辛万苦，来之不易的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