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麻辣学者”易中天说，“最差的就是最好的，所以讨老婆也是一样，就要娶最丑的。”

为了批驳李辉，掩护文怀沙，易中天不惜自我放逐，然后发飙，炮制出一系列歪理邪说。最后，用“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挡箭牌，大喝一声“站住”，试图吓退论敌。他以为自己是骁勇无敌的赵子龙，却没想到，易大人的拙劣表演已经让人看到，他不过也是一个余含泪一样的内心懦怯的鼻涕虫。难怪有人将易中天称为“余秋雨第二”。

易大人和文怀沙、余含泪一样，都是“封建卫道士”的种类。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首先树立一个或者多个圣人，然后将自己装扮成该圣人的传声筒，并借此欺世盗名（自然财色兼收），最终，他们将自己忽悠成“圣人”的模样，到处招摇撞骗。所以，他们一方面是“文化大师”，另一方面却是道德侏儒。中国之所以盛产这些个道德怪物，乃因他们投胎的是伪道学，而他们面临的却是一个需要真道德的新世界。

要说中国人这几千年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人平等的觉悟之上，“道德”才成为一种可能。而为了道德实现的可能，每个人都必须敢于面对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既包括我们周围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也包括所有人的历史中不断被揭示的真面目。因此，任何试图掩盖历史真相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够知道，文怀沙和余秋雨都是不道德方面的超一流高手。他们不仅为自己涂脂抹粉，而且还在继续抹黑历史。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是永远属于大家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它进行粉饰；否则，就是不诚实的，也是不道德的。

现在，易中天跳出来为不道德的文怀沙和余秋雨辩解，除了他本人的“阶级立场”（其实就是一个“伪学术的利益集团”的“阶级感情”）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日进斗金的易中天，当前在道德上寂寞难耐，相当匮乏，因此需要道德支撑，所以到处寻找借口或突破口。对于这样的一个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光有钱，生活还是不够幸福的。易中天需要更多的拥趸和“口碑”，来化解或填充内心的虚弱。所以，他一方面试图跳出个人道德的圈子，而进入公共道德领域，好让自己继续作秀，赢得满堂喝彩；另一方面，他要为自己的功名利禄打制一个“道德”的光环，在王顾左右，志得意满的同时，为今后可能遭遇的社会批判布置舆论陷阱。这样的“道德霸气”（易中天创造的词汇）一旦确立，那么今后的易中天就能够具备足够的权威，颐指气使地对任何反对者动用“道德私刑”（同样是易中天创造的词汇），就像他现在对李辉所做的那样。

易中天在《莫把开车当飙车》一文中反问我们，谁在“道德飙车”？他指出：首先，文怀沙先生和余秋雨先生没有。文先生好像没批评过谁。车都没开，哪来的“飙车”？余先生则是屡屡被批评、被质疑的，怎么会是“飙车党”？当然，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可以批评，但他们的问题与“飙车”无关。比如文先生的没有坚辞大师头衔，就只能叫“没走斑马线”。

在上面的文字中，易大人将“文怀沙先生和余秋雨先生”视为自己的难兄难弟，为何？因为“飙车党”需要的，不是事实真相，而是发飙本身。惟其如此，发飙的人能够共同建立一个“飙车党”。易大人说“文先生好像没批评过谁”，这和中国最年轻的市长“见人就笑”不是一样的德性吗？说文怀沙“车都没开，哪来的‘飙车’”，易大人就不知道他在数位女青年的下半身“飙车”过吗？说文怀沙“没走斑马线”，不正说明了“文先生”没有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吗？易大人说“余先生则是屡屡被批评、被质疑的，怎么会是‘飙车党’”，难道“飙车党”不应该“屡屡被批评、被质疑”吗？

在《莫把开车当飙车》一文中，易中天接着反问我们，“谁是‘交警’，谁定‘交规’”？他认为：“在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没有谁是‘交通警察’，也没有谁能‘充当交警’”。本博要对易中天说的是：面对他人的人身安全，每个人都是自己或他人的“交通警察”；抽象的“交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交警”；只有你违反了交通规则，影响了公共交通秩序，或者交通规则得不到遵行的时候，真正的交警才出来处理纠纷。因此，对于自觉的人来说，是不需要交通警察时刻跟随的。类似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道德警察”。然而，对于公众人物而言，每个人就是他们的“道德警察”，因为他们在影响着“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易大人还不知所以地跟着常识认同“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加重要”的论断，那么，他应该知道，这里的“程序正义”就是“言论自由”（——它自然而然地包涵了批评）本身。没有对公众人物的正当批评，公共的道德伦理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这也说明，道德本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通过事件本身来加以揭示的。

易大人凭什么挥舞道德大棒，大肆攻击公众人物的批评者如李辉等人？其背后，不过是他本人莫名其妙的道德优势。这种感觉建立在他业已取得的功名利禄之上，而不是所谓的学术自信。因为真正的学术与自信与否是无关的，学术本身就是批评本身。易中天的真正身份，已经从大学的“教授”异化为百家讲坛的“叫兽”。因此，他将“批评”踢出“学术”之外。而“学术”在很多方面和“道德”是一致的。“学术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遗憾的是，易大人和文怀沙、余含泪一样，在学术上都是典型的二道贩子，他们将别人的成果“说”成自己的，于此这般，就成了“文化大师”。（这当然也是当前中国学术不振的表现之一。）这些“文化大师”对待“学术”的态度，其实就是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都想将“学术”和“道德”变成个人名利的工具，最后“私了”。将“学术”搞成“娱乐”，“超男”一回，赚钱一堆，你也就算了，然而，易中天并不就此满足。他试图将“学术优势”转化为“道德优势”。通过美化“文怀沙先生和余秋雨先生”，将他们自己的个人道德转化为公共道德的标准。这样，他们就能够在无形中降低这个公共道德的标准。就像“飙车党”一样，他们鄙视公共的交通规则，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发飙。例如，余含泪的道德就是劝说所有人不要批评政府，这是通过“己所欲，施于人”而扭曲社会公共秩序的极端猥琐的个人化的道德。

当然，道德与学术这两个社会系统，是无法统一起来的。譬如，你可以没有文化，但是却不能没有道德。遗憾的是，尽管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中国人却非常擅长将自己道德矮化，总认为自己处处不如别人，总是用“成功”来衡量道德与学术的真实水平。这是因为“人人平等”尚未制度化，易中天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亦并未形成。所以，在中国只有成功者的道德或者圣人的道德，普通人似乎是不敢谈论什么“道德”的。因此，某些“文化大师”趁机“为人民服务”，灌输“心灵鸡汤”满足我们社会的道德饥渴。易中天之所以成为“余秋雨二世”，是因为同样的道德饥渴以及不一样的物质基础，引诱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要开辟另外一个市场——道德稀缺下的德育市场！他要继续依靠歪理邪说教导整个中国！他要从伪学术伪民间艺人的讲坛走向精神领袖的神坛！他背负着沉重的满载金银细软的行囊家当，气喘吁吁，力不从心，生怕背后被别人捅出一个窟窿，因此，只能步余含泪的后尘，成为“余秋雨二世”，似乎从此他就站在了一个“道德”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