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是此次报道周森锋的记者中，最接近周的一个。我和他在电话中前后聊过一个多小时，他的声音平和、理性，思维清晰，亲切地称呼我为“学妹”，但仍能够感觉到他因为突然遭受媒体聚焦，而产生的不安。

　　这种不安是可以理解的，一则在于他所处的官场对个体的特殊要求；二则在于，没有任何人可以经受住媒体显微镜一般的审查。

　　在采访中，我从他的前同事那里获得的对于他的评价，几乎全部是正面的：“有能力”、“工作狂”、“能吃苦”。正是基于这些采访，我相信在现有的行政框架下，这个29岁的清华硕士担任市长，是一个积极的事件。

　　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一个29岁的县级干部仍然成为“新闻”，这本身就证明了干部年轻化的进程，慢于社会对其的想象。

　　周森锋担任市长还不到72小时，网上一些关于他抄袭论文、抽天价烟的负面新闻开始流传。我突然意识到，当周森锋的650万公务员同事们都端坐于某个不透明的空间里时，而只有他一个人被聚光灯选中，这是多么的危险。———全国网民都把自己对于政府透明化的诉求，投射到他的身上。

　　周森锋是被无数隐藏于网络的巧手，从那个尚不透明的空间给拎出来的。他的某些被指责的“污点”可能正是我们所有人的污点。———我的论据是，我身边几乎找不到一个朋友从小至今，保持着“零作弊”的清白之身。

　　我不是替周森锋可能存在的抄袭辩护，我是想说，恰恰因为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零作弊”的清白之身，所以，社会需要紧盯着执政的周森锋们，完善制度，不给他们在仕途上作弊的机会。

　　也恰是基于此，我相信周森锋被质疑，和他的当选一样，都证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它意味着在权力之内，有一股不断促使权力自身变得有活力的力量；而在权力之外，有一双不断审查权力健康的眼睛。

　　而这，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要报道周森锋论文遭遇质疑。古今中外，人们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普遍高于普通公民，因为他们控制着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社会资源。———当然，我发这个消息，不是去质疑周森锋的道德。不是的，我只是把事实提供给读者，剩下的，是读者以及周森锋所应该考虑的问题。

　　昨天中午，周森锋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思考：“谢谢《新京报》指出我的不足，我会改进。”

　　□孔璞（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