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传统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对书法情有独钟。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文人们对书法极为推崇，是他们“在读书写字等事情上所用不完的、超乎平常人之上的那一部分聪明才智所滋养出来的奢侈品”，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灿烂的点缀品”。 用书法填补业余时间，度过余生是中国受传统影响的文人最普遍也是最直接的选择。这种观念也影响了近现代的政治人物，他们对书法怀有特殊的感情，写好字是他们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如吴佩孚，这位清末的秀才、民国的军阀非常钟情于书法，在政治上失势后，基本上活在书法的世界里。

二、个人的勤奋努力与实践研究的结果

任何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个人的勤奋，民国政治人物的书法才能也是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得来的。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娄山关，毛泽东被界石碑上的“娄山关”三个大字吸引，反复观赏揣摩，赞不绝口；1937年在延安，别人送了他几本《三希堂法帖》残卷，他视若珍宝，后出访莫斯科时竟随身携带。

再如于右任，他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书法家的杰出代表，其对书法的实践与探索终其一生。陈墨石先生在《于右任年谱》中云：“先生自十岁起，学书临帖至今未间断，功底扎实，书艺大增。” 1930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竞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 1934年，于右任为增进草书技艺，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启事，征集各类草书《千字文》和草书碑帖。他在购书选字的过程中，学习各种各样的草书写法，为自己的草书创造在广综博览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不断吐故纳新，走向成熟。

这些政治人物能在求学探索中花精力苦练书法，已不简单，而又在以后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里，拿出时间，研帖练字，更是不易。这源于他们对书法的热爱。如于右任对书法的爱好已达到痴迷，他说：“我喜欢写字，我觉得写字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我感到每个字都有他的神妙处···”。毛泽东对书法技艺的提高也采取了各种方式，他认为舞蹈、戏剧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甚至曾有过看《奥赛罗》的表示，想通过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还有蒋介石，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时，非常钟情于王阳明在莲池书院的碑刻，经常研磨，并不忘在临走时拓下。正是这种热爱，才使他们对待书法能精益求精，不断努力。

三、政治活动与情感对书法才能的促进

政治人物从事的政治活动实践也促进了他们的书法才能，而这种促进可以分为直接促进和间接促进两种。钢笔传入中国前，毛笔一直是书写工具，这时书法的实用特征和艺术特征是分不开的，这些政治家们也习惯用毛笔写字，他们拟草稿，为名胜古迹、报章杂志题字，或者来往信札及公文批示等时刻离不开书法，这就在客观上对他们书法能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这些政治人物活动范围广泛，能够接触各地的碑刻、字帖、以及各地名家，这使他们眼界宽阔，能兼收并蓄，有利于书法水平的提升。此外，民国时期出现了书法的职业化，政治人物不是专业书家，基本上并不为了钱为了迎合市场口味而作，他们关注的仍然是书法本体，这就保证了他们能够在书法艺术上进行自己的探索。这些促进都是是直接的。

书法是内心情感的展现，是精神活动的内容，政治人物的精神情感也使他们的书法在气度风格上与常人不同，间接促进了书法才能。孙中山并不以书法知名，但水平却很高，他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使他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一种大家风范。从他大量的题字和墨迹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是从心灵里流露出来，“字如其人”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于右任早年从事革命，其书法与他的革命活动也是紧密相联的。他在拜会孙中山后，对魏碑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和情怀，他曾对别人说，孙总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魏碑，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中华民族遭受列强侵略，就是因为没有“尚武”精神。谭延闿官至行政院院长、并二任国民政府主席，这种地位使他的审美观必然是雄浑博大的，所以，他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一个写颜字的大家。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的书法也字如其人，或流美端庄、或潇洒奔放、或雍容敦穆，个人的政治气度与个性气质在他们的书法中展现。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的书法才能体现了历史的传承性，文人、书法、政治的密不可分从古延续到民国，甚至至今仍有影响；这些政治人物的书法成就也体现了时代特色，社会的激变、革命的潮流，使他们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革新，对民国书法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