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今日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密集调研中国经济实情》的新闻备受各大媒体关注。从新闻标题就可知，本届中央决策层是一届务实认真的领导集体。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央最高层领导不畏酷暑，密集调研，走访各地，关心经济工作。无疑将巨大的信心带给了全国人民。

中央领导密集调研的背后，正反映出中国现行的国家管理模式的特征。

这种管理模式的特征可归纳为：理念预设；决策的组织结构；议程设置；信息获取；诉求表达通道；接受度与偏好塑造；政策纠错等七个方面。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七个方面都是由党和政府来完成的，就连政策纠错也是以在体制内部的方式完成。我们施行的是决策者对人和事的单一的管理与控制，理论依据是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所有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基本不需要人民的参与，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国情。

我们就单单讲国家管理模式中“信息获取”一项。如果决策者要制定一项政策或是处理一件重大问题时，他无疑需要全面客观有效的信息为参考。决策者信息获取的渠道就显得相当重要。我们国家目前最高层信息获取的途径主要有：自下而上的汇报公文；一些由党领导的媒体所做的报道；很多单位有权撰写的“内参”资料。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途径，但这三条是最常用最普遍的。

先说各级政府部门自下而上的汇报公文。在长久和平稳定的统治环境下，各级政府的公文已经渗入了大量的官僚作风：打官腔，唱官调，向上级汇报信息的公文材料越来越厚，但有效真实的信息却越来越少，大量的废信息、垃圾信息充斥公文内部，让中央领导很难参考到真正科学实用的信息。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前不久倡议改进文风，从各级党校做起，提倡讲短话、讲明白话、讲管用的话。李景田指出，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报告、讲话，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太长，动辄几万字，一讲几个小时。不少讲话、文章故弄玄虚，晦涩难懂。有的讲话和文章倒是好懂，但大都是现成的套话、空话，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也在近期痛斥“一些官员念稿念到脸红，急需改文风”。吴建民强调，文风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文风的好坏，表达能力的优劣，也是执政能力的体现。

再说说党报党刊的新闻报道，其实，中国的媒体生存的并不容易，常常要兼顾市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完美统一，我们要感谢党报党刊党台党网为我们贡献了不计其数的优质新闻。但另一个方面，隶属于领导来报道领导，不免少不了一些歌功颂德的“好新闻”、软新闻、有偿新闻和“有偿不新闻”。况且往往抓重点、抢眼球的新闻稿件，难以全面反映中国底层的宏观情况。

至于内参，一般都是点对点的信息传输和点对点的信息反馈，不具备普遍意义。

综合这三点，决策者的信息获取途径都是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送。而传播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信息在单项窄道传输过程中会有损耗，传输路径越长，中间关卡越多，信息损耗性就越大。中国国部省市先乡村的行政等级中的层层关卡，就让信息在传送中大打折扣。鉴于这种实际情况，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央领导要了解真实的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就不得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工厂走访调研。但这些点对点的信息获取，对整个宏观性战略性的决策有多大帮助，值得怀疑。何况这种空降式的调研成本相对过高，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和其他更重要事务等着决策者处理，如何合理地协调这些矛盾，是迫在眉睫的难题。

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和变迁，传统的管理模式无疑遭遇到困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层，原来的利益共同体开始趋向利益的多元化；社会成员的观念更加开放灵活，再用战争年代的国家动员式管理模式，管理社会的成本将越来越昂贵，从行政成本和有效性来讲，就为公民参与治理模式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和土壤。政治的无力感会对社会造成心理上的冲击，社会的稳定靠的是社会变迁与制度的成比例。让社会成员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拥有自己的参与，这是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解决管理模式诸多弊病的有效办法。

    于2009年6月3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