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6月30日特稿“《六十年·中国风》聚焦中共”系列第二篇《李君如谈“存量改革”：中共应“积极稳妥”推动党内民主》。

7月1日是中共建党88周年。不到百天后，这个党还将迎来执政六十周年的纪念。

“60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方面，经历了坚持完善、曲折发展的复杂过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近日在接受专访时说，“展望未来，我主张存量改革，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进程，避免出现大的波折。”

这位中共著名学者表示，执政60年来，党内民主的探索之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到1956，8年坚持与完善。

李君如说，中共一方面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也面临新的问题。通过民众和民主党派对党的监督完善党内民主，是这时期的一个特点。而毛泽东的“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和周恩来的两个鼻孔出气肌体才健康的提法，则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此问题所持理念的生动体现。

1957到改革开放前，20余年曲折发展。李君如说，这一时期，中共党内陆续出现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无政府主义等不正常的情况。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共为完成党内民主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颇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这是建国后规模最大的干部大会，中共县委书记以上官员齐聚北京，听取毛泽东有关民主集中制的报告。在毛泽东倡导下，“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成为党内的共识。

改革开放至今，30年健全发展。李君如说，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行使职权、领导干部终身制取消……均是这一时期党内民主与监督的重要举措。

特别是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中共形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理念，将党内民主提到新的地位和水平。九项重大举措也相应出台，如制定条例保障党员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形成基层支部直选制度并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制度，减少副书记职数，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等。

展望未来，李君如提出，中共在地方悄然进行的三个试点值得持续关注。其一，是四川省平昌县灵山乡全体党员直选党委班子，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其二，是浙江台州的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其三，是上海闵行区的全委会改革。尤其是最近的闵行区改革，区委常委首次接受全委会询问，区委全会首次对正处级官员预备人选差额票决。

分析中共未来推行民主的趋势，这三个试点无疑透出丰富的讯息。建党88年、执政60年，中共党员已从几十人增至七千多万。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的民主脚步，踏响的是这个国家民主进步的节拍。

七年前的中共十六大，“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成为党代表的重要共识。

一年多前的十七大，党内民主更与思想理论、执政能力、干部人事制度、基层党建、反腐倡廉并列六项党建新工程，全党矢志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

“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位六十多岁的中共党员说，“我们的党章、我们的宪法，如今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完全落实。未来，我们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进程，避免出现大的波折。这不仅关系到党的生命，还与这个国家的前途、老百姓的命运息息相关。”

邓小平评价周恩来文革中的作用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他去世的27年时间里，一直担任总理。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在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也进行检讨，曾经罩在领袖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破，在国内外出现了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争论。

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周恩来评价引争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就是极少数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另一方面，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现了对周恩来评价，特别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认识的争论。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地位后发生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十年浩劫，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全面内乱。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普遍认为：

周恩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大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个人思想、感情、行为的简单直接的反映。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动乱的年代里，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智慧，总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

周恩来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相忍为国，相忍为党，相忍为民。他顾全大局，担当大任，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起了“灭火器”、“消防员”的作用。

但也有一些人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甚至诋毁。有人说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有人认为他是盲目愚忠，推波助澜；还有人认为他是明哲保身，留恋名位，等等。一时间，国内外议论纷纷。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混乱。

对周恩来的评价，如同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不仅仅涉及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涉及到刚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稳定持久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79年1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这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中肯评价。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连续两天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专访国际舞台上咤咤风云的人物。她“文风酷似男人”，经常对被采访者穷追猛打，花样翻新地提出许多惊险刺激的问题。美国新闻专业的教科书上，甚至出现“法拉奇式采访”这个术语。

采访邓小平也不例外。一上来法拉奇就给邓小平提出了很多诸如“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邓先生，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等在当时颇为尖锐的问题。法拉奇问得犀利，邓小平答得也精妙。采访过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黎德寿、武元甲等数十名国际领袖的法拉奇事后说，不少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但对邓小平的睿智与稳健，法拉奇却是由衷地折服。

在采访中，法拉奇提出了一个外界十分迷惑的问题。她问到：“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法拉奇的提问真是大胆。周恩来，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长期居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在党和国家内有着崇高的威望，甚至在全世界也受到普遍的尊重。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都相继被“打倒”了，而周恩来却依然是国家总理，尽管他一度只主管外交。这在“文化大革命”后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异议，法拉奇的问题正是由此发出的。她提的问题，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

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对于国内外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争论，邓小平也略有耳闻。是啊，尽管被人们尊敬地称为“敬爱的周总理”的周恩来最终实现了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但人无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为了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为了保护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周恩来也被迫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心声邓小平是完全理解的。在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后，邓小平沉思了片晌，习惯性地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在轻缓的烟雾中，他语气平缓地回答：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说：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通过回答法拉奇的问话，就周恩来的工作精神、他本人与周恩来的个人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错误与失误等敏感问题，首次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 中作用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对邓小平下放江西时的安置、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不只一个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在“文革”后期被解除了审查和囚禁。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而宋庆龄等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则更是因为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才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免遭迫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崩溃，上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乱起来，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奋力维持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周恩来甚至是独立支撑危局。

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立足大局、全局，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他多次指出：

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国不能走苏联赫鲁晓夫那样否定斯大林的道路。评价好领袖人物，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充分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认为这句话很有水平。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 时，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下多次说：

对“文化大革命”，现在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这样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关键是引导人们一心一意向前看。

邓小平不仅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时向全世界表明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对周恩来的公允评价，而且在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一次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历史决议》评价的第一句话，概括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品德风范。后面部分论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地位、历史作用、斗争方式以及他在党和人民当中的巨大影响等。这个评价是对周恩来光辉一生的盖棺定论，它不仅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周恩来逝世的无限惋惜和怀念，也中肯地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评价，以及他主持制定《历史决议》中对周恩来的盖棺论定，具有他人所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决议》公布以后，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

自此，有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争论销声匿迹，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的党史研究和周恩来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的历史功过需要再评价

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前夕至今，受到了来自党内外和社会的巨大压力。这压力来自如今尚健在的中共第二代元老、第二代知名民主党派人士、 知名科学界元老，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中共中央，就毛泽东一生，本着求真务实、去伪存真的立场，对历史、对国家、对党、对人民负责和承担的态度，作出新的、能经受时间鉴定的评价。

第二代元老在北戴河避暑期间，联署致函中央政治局，提出若干问题，其中就对毛泽东一生再评价列为主要关注的问题，以焦虑的心情期待着健在时能看到党中央作出决议。   

知名民主党派人士、科学家在座谈会上或接受中央领导探望时，表达了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他们认为，毛泽东搞的“斗争哲学”论，把社会文化、道德伦理颠倒、混淆了几十年，而这些斗争对中国社会和中共的影响是极坏的。这个代价和危害性，还要几代人来承受。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本清源。   

根据当年档案记录：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对毛泽东一生功过作“七三开”，是考虑到大局，避免纷争的扩大而影响中心工作。当时有不少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表态，是很勉强顾全大局，是违心接受，在思想上反对、组织上接受的。   

1982年9月，十二届一中全会后，部分第二代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对毛泽东一生评价，“天秤”朝高了，难以经受历史检验。邓小平说：不用急，问题摆着的，留给下一代再作评价，政治环境好多了。   

1985年8月，有老同志在北戴河政治局务虚会上提出：是否在适当时候，就毛泽东一生重作评价。有的提出：功过对半，已顾及到减少党内外震动。   

意见纷争，最后邓小平提出：不要太匆促，可以再过十年或者十五年，留给下一代作出新的评价，他们没有包袱、没有压力，好解决。建国三十六年，一部完整的党史搞不好，如何对前辈、对下一代交待！   

......

所以，中共建党88周年，新中国建国60周年，对毛泽东一生再评价，是历史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也是党内、社会很关注的重大事件。对毛泽东一生重新评价是必须的，是不少老一辈在生前留下嘱咐中提出来的，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最后，借我在旧文试解毛泽东晚年的历史困境中留下的那句话作为结束语：毛泽东的历史困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困扰，更是中国的历史困局。难道，现实真会如社会所流传：“反毛国必乱，反周国必反”？“亡党必然亡国”？

参阅：农民帝国：与其说“写农民”不如说“写政治”

《农民日记》，一个中国农民六十年的生存记录

农民是个什么民？农民中国是个什么国？

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笔者以为，农民的终结，是解决毛泽东荣与辱的时代大命题？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之所以渺小的，也因为他只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这构成了他一生的荣与辱！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当今“三千年未有之大时代”的大命题。至此，邓小平能否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完全取决于能否解决毛泽东荣与辱的时代大命题。

附：从“真假共和”，看近代中国的百年民主转型

从中共的“代际继替”，看邓小平的十点警告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终极价值

历史人物只有因果，没有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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