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体改良之中道路线图

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

纵观人类千年史，从大宪章运动到光荣革命，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从世界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到中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欧洲到美国，从西方到东方，“社会”、“共和”、“公民”，作为权力秩序的核心价值地位日益成长起来，使得原来以宗子、君主、国王、国家、地缘优先的权力秩序，一步一步地逐渐失去了它古老的特权基础。

17、18、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尤其是从中国人这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而人类新的千年已然开始，我们似乎看到新千年中的第一个世纪将是亚太地区的崛起，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

中国当真敢于崛起，善于崛起，从而引领人类继续向前吗？众所周知，对于是否拥有现代文明而言，这必然成为一个问题，一个王子式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让我们视线先拉回国内。

尽管创建一个共和制民族国家的新中国，培育“新国民”在政治上跻身国际社会，成为九十七年前中国社会精英和人民摒弃“中央帝国”的共同理想和选择，然而，怀揣慈禧太后式自私权谋或路易十五式侥幸心态者，还大有人在，几千年“皇权家天下”的梦魇还有纠缠今人的灵魂。时至今日，中国依旧是一个“社会成长”非常不充分、“公民意识”至今还不明朗，甚至“共和”之路异常艰难，“公共空间”依旧异常窄小的国家。

然而，毕竟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保种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救亡主义、“球籍”主义的多重洗礼，中国继上世纪“男女平等”写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之后，在新世纪已然将“人权”二字镶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中国人开始懂得：人非牛非马，可以任意驱遣或宰杀；亦非草木，可以任意放牧或糟蹋；更非宠物猪，可以任意宠幸或鞭挞。马克思主义决非乌托邦，在现代化进程中，“千年第一思想家”关于“有生命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命题和价值目标，是一种“全生态社会建设”理念及其“全向度思维方式”。这一理念和思维方式并非“对一个渺茫的黄金时代的憧憬，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以人为本，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涵盖全体“公民个人”的以“人权”、“事权”、“物权”为本的社会法理运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庄严承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理想目标，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现在进行时的当下前提。没有这个当下前提，一切自由和自由人，包括某些原教旨主义、文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空谈或故意歪曲，其结果只会带来人性、人道、人文悲剧和社会悲剧的一再上演。

全向度思维方式，是现在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科学发展观和共生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全生态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而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如何？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固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莫斯科共识”或“欧洲共识”也似乎与中国国情相去尚远，那么，近年来外国人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又怎样呢？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确实在摸索一套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就姑且笼统地称之为所谓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的形成可分三个阶段：

一、1950-1977年，明确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党、政主导，军工、重工业优先，可称“苏联模式”；

二、1978-1989年，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主线，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市场主导应运而生，方式是由下而上逼上梁山，中央政府因势利导，形成承包、特区、双轨制、分税制、“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及其“党政分开”、“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为改革主题，以“放权”、“松绑”、“一块石头两只猫”、“宽厚、宽容、宽松”和“自组织均势思想”为基本导向的改革开放，激发出空前的社会活力，可称“中国经验”。

三、1990-2007年，明确以市场经济为主线，党、政、商主导，方式是由上而下号召发起，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组织方式搞以GDP增长率为纲”，地方政府和打着“国有招牌”的行业垄断集团调动“非民粹”（樊钢）力量，各自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林毅夫），以基建型城市化和外向型制造业为发展动力，以基尼系数攀升、两极分化阶层攀附以及乡村生活毁灭、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同时，把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作为包袱推向欠组织的社会、国民（个人）去消化，把“超前消耗”资源、环境、健康的问题推给自然和未来去承受，可称“中国模式”。（美国人是“超前消费”，中国是“超前消耗”！）

“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践的最高成就是“两弹一星”，普遍代价是城乡官民一道“勒紧裤带”、“斗争哲学”对世道人心的“全面侵蚀”和国家机构落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病根”，最大补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席位，改变了世界力量均势的战略格局，也赢得了中国在世界舞台长袖善舞的国际空间。而“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呢？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还没有得到现实展开，就经受到重大历史徘徊，而被“中国模式”所取代。是的，从1978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

三十年之后，中国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密钥，实际上在于1984年开始由全国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改变为财政包干和实行分税制（国税地税）后，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由全国一台发动机（中央政府），一下变成了5万台发动机（各级大大小小地方政府及政府型公司的总和）。中国的市场经济非常特殊，它实际是5万个政府的市场经济。是谓“政府公司主义”，即政府放弃自己作为“上层建筑”和“国家公器”的职能，而直接充当起“经济基础”和“生产管理”的角色。“政府公司主义”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故意模糊混淆“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边界，将二者职能强行揉合唯GDP(利)是图的结果。这是一种漠视社会建设（尤其是乡村社会建设、城市社区生活建设和广义的家庭生产）、政治文明、文化创新和自然循环而“以GDP增长率为纲”的畸形经济模式。其现实明证，就是台商、港商、美商、欧商、非商来到中国做生意，“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所谓招商引资，往往就是与某个政府达成利益关系后的“跑马圈地”（他们很容易明白如何抓住自身“最低交易成本”而扩大社会交易成本及边际成本）。现行制度安排，以牺牲资源、环境、中底层人民的劳动为代价的经济腾飞，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在“法权逻辑”上为党和政府不受人大、政协、司法、舆论监督而“全能运作”留有最大限度的腾挪空间，也自然为进一步扩大“政府公权”和压缩社会空间，以及“公权私用”留有充分余地。

尽管林毅夫先生后来又说过“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但事实上，这个“没有模式”的中国模式的总体效果是，在短短30年内完成了欧美国家花200年时间完成的工商文明建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在事实上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造成了对中国最大基数和底层群体（农民、传统工人、农民工和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的劳动盘剥、生存挤压和身心灵健康挤兑，可谓竭泽而渔。

这是一场有史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由政府主导的机会主义运动，出口型制造（加工）业与基建型城市化运动只是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表象。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今天两位数经济增长率、21万亿GDP和2万亿外汇储备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斯，而环境、资源、健康、权力寻租、基尼系数高居不下、法制混乱、人们走到一起大眼瞪小眼从官到民对未来生活谁都没有安全感、“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等等问题也由斯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地方，这种情况将是非常具有灾难性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出现某种无法修复的整体性崩解。”试想，5万台发动机一起发动加足马力（始于1992年）各自发挥资源垄断的“比较优势”，怎么会不出现“多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多种手段之间的相互抵消，呈现出一种无法治理的状况，并最终从整体上耗尽所有的行政资源”？于是，几十年来，官方一直引以自豪的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由于其作出错误决定乃至灾难性决定能力，和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同样强势迅捷，而“可能突然被肢解”。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有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基建红利”、“复制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人才红利”、“高科红利”等等大部分均已越过高峰值，加上全球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政府型市场经济联系最密切的美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中国式的全能管理型政府，面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诸多现实问题，反而越来越显现出“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而力不人心。

借用“经济滞胀”一词，改革不到位和改革过头并存，即为“改革滞胀”，这是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偏向了“改恶”而非“改良”的误区的主因。于是，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改革滞胀与社会冲突”混合比拼的历史时期。中国自身历史形成的改革逻辑已经走到了极限，走到了一个非彻底变革和改良（相对于“改恶”而非相对“革命”）不能稳定、不能永续的关口，以致于有人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共识”已不复存在。如何透视所谓“北京共识”，突破传统的“精英政治”，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永昌之路，当是摆在中国高层面前的真正难题。其实，改革共识依然强劲，只是作为着眼于“比较优势”的“精英改革”已然缺乏内在动力，导致“改革共识”的模糊，致使新一轮改革开放陷入维谷。只要把中国自身的“麻烦周期”放进全球化潮流和世界经济体系“大裂变”的背景中，就不难发现，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20世纪70年代困扰西方国家的“滞胀风险”已在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再次初露端倪，甚至已经成为全球挑战，那么，中国的政治家、理论家、战略思想家和商界领袖们，难道依然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又一次作非此即彼的“钟摆式选择”吗？

中国还要在“公司政府化”和“政府公司化”或者“官场文化市场化”和“市场文化官场化”的道路上走多远？许多人对所谓“全世界都在向左转”和“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政府管制，资本主义就是市场自由）等论调，莫明其妙地兴奋不已。然而，继续遵循“就经济说经济”，或者说“单纯经济观点”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当下世界和中国问题的解决，只会继续沦为“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发展不是目的本身，尤其是当发展基本等于美国人发明的GDP评估参量时，情况就可能完全走向了反面。而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恰恰在这一根本点上迷失了方向，颠倒了人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似乎发展就是为了GDP，所有人的生活，特别是国家和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都在围绕“GDP增长率”的轴心运转。难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GDP增长率为导向，以“官阶大一统”及从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镇五级科层行政，上下“六套班子”一般粗为基础，在执行力上相互掣肘与权力滥用并行，在政体运行上背离几代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共和与社会理想的“官-民二元结构”体制吗？

为了增长和增长率，人们完全忘记了罗马俱乐部1970年代关于“增长的极限”的告诫；为了寻求单边优势，完全忘记了1980年代冷战结束的原因，是那些富有眼光、勇气和慈悲心的人们意识到了“对抗的极限”；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为了谋求超额私利背信弃义昧着良心而不顾他者死活，而忘记信息时代“超限战”的现实，某个没有受到善待的年轻人（黑客）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毁掉一个国家核心枢纽，使一个国家一夜之间陷入瘫痪，这就是“施恶的极限”。

那些可以操纵国家机器、政府权力、意识形态、人及其组织经济行为的那一部分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们一直在怀着“路易十五式的心态”，对“三大极限”视而不见假装糊涂。在一个非共生关系或非伙伴关系模式的国家里，他们连什么可以进入经济行为的统计评价范畴，因而得到绩效肯定，什么不进入统计评价范畴，特别是基础游戏规则，等等，都是可以被人为地堂而皇之地操纵。其最好的情形，也只是：出钱让一些人挖洞，出钱让另一些人把洞填平；而比单纯经济垄断者更可笑、可恶而可诅咒的情形则是：用权把土地和树木铲平盖高楼大厦，再制造就业和服务的需求，过几年再重来一遍，循环往复，直至人类的乡村生活破坏殆尽，所有城市变成灯红酒绿、冷漠孤独的钢筋混凝土丛林。

套用一句古老的非洲格言:地球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财富。就是：当下的中国，不是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独享的最后的晚餐，而是后生未来托付我们共同呵护的家园。既然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中国应当在变革自身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率先建构一种全新的“全生态经济体系”。这种全生态经济体系的六个基础包括：1、人类全生态经济图景；2、全生态的文化观念与体制；3、改变和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亦即“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4、全生态的经济政策、规章和措施；5、共和关系乃至共生关系的经济、社会、国际结构；6、建立在“共和主义”乃至“共生主义”亦即“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伦理哲学基点上的经济、政治、社会理论。其中，重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是改变的突破口……

其实，当代中国也不再是某些外国人认为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专制国家”或“集权国家”，所谓“党国”也只是一个表面形式，说白了，除“党管干部的原则”（追求似是而非的“官阶大一统”）这一条，以及相应的假公有、全民、国家之名的“单位利益寡头化”或“寡头利益单位化”，“以党的名义绑架党”，是固定不变的秩序，其他几乎都是可以变动的，也就是无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1984年开始在整体上早已不存在，新加入者在很大程度只是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为一个权力债券的“壳公司”（债券期货是要兑现的，所以必须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党员和党员干部越多，非但越不表明党有生命力，而是相反：加盟者越多，党的机理越复杂，权力掣肘与滥用的内在危险性越大。权力债券兑现不了必将加重内部倾轧帮派林立，如若强行兑现，又由谁买单？当然是国家，是纳税人，是全社会，其结果最后只能是社会革命的暴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个体上作出“中华民族多数优秀分子依然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样一种事实判断，而这些优秀分子中的佼佼者，依然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完成中国社会转型、政体转型与实行“真共和”的希望和现实力量。然而，在目前的政治运行机制下，所有中国单位的“一把手”，只要真想干事的，活得都是超级累……

辛亥革命前流行着一句大实话：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今天，这正是一切富有良知的人们应当极力再度避免的历史局面，来不得半点虚假或侥幸。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上层人士高度警醒，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果断行事的能力，审时度势以对。也许，中国可以缓行民主制度，因为没有共和制度作为基础秩序，民主依然是可以被操纵的政治手段而非公民主权；但中国再也不能没有真正的共和制度，只有“重建共和”在共和制度基础秩序运行轨道上，民主才具有真正的良性社会政治意义。

如今，被主流传媒极力包装成“太平盛世”的中国和“特权”与“维权”尖锐对立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如果再不着力于国家政府运行职能的根本转变，再不从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经济博弈中作为特殊博弈方抽身退隐，有如30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机智果断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超越和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干脆说，“以公平正义为纲”超越和整合“以GDP增长率为纲”），从而第一，为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社会政治语境上的三大核心价值优先：良知、文明、共生（自洽原则）创造条件；第二，树立法理上的公民个人权利优先（人权、事权、物权原则）；第三，普及伦理上的群体正义优先（利他原则）和“第六伦”优先（善待他者原则）；第四，家事、国事、天下事上的公正、协调、可持续优先（普遍福祉原则）；第五，国家机构运行上的宪政制序——率先垂范、夯实基础……那么，由于社会基础秩序接近破坏殆尽，尤其是制度性社会不公正，“上下交相利”和“口言善而身行恶”成为流行，已经突破道德底线，执政党及其一切富有有良知的成员，必将受到凭借现行国家机构运行秩序成长起来的所谓“权贵阶层”的拖累。一旦发生社会革命，将在道义上再无可依持倚仗力量。

很显然，在没有社会及NGO作为国家的基础组织支撑和缓冲社会矛盾压力的条件下，迷失“共同理想”而仅以“特权利益”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任何政治性组织，包括国家组织，政府组织、政党组织、军事组织、政法组织都将非常脆弱，而一旦有事可能瞬息间崩坍——即便手中似乎握有热兵器时代的军队，也不足以为恃。

倍受当代“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学术王”弗朗索瓦·傅勒推崇的革命史研究威权托克维尔发现，中央集权制必然造成社会各阶级、阶层分离的加剧，使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各阶级、阶层之间彼此分散隔离无自组织的恶果，一方面确实是，社会“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阶层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这一深重的历史教训，和当下中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扶持公民社会成长的历史任务——即促成社会公共空间的建立和发展，自觉主动扶持合法的民间组织成长的工作——在眉睫迫！起码，中国政府现在应当成立专门机构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加以研究和试点（不妨从智库型NGO开始）。民主政治、共和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形态，一个不任贵贱的“普选权”问题，一个法律最高和公平契约的问题，更是一种社会形态，一个公民社会成长的问题。

再说，在一个IT、互联网、3G、卫星电视、跨国传媒时代，民间公共空间与公民社会成长已然不可挑战，政府除了因势利导积极扶持，别无他途！

因此，公共空间的建立和合法民间组织的成长，比某些主流精英（由官僚、富商和知识分子构成）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中产阶级”的成长，更具有社会主义和政治生态文明性质。能否尽快着手开始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及今后三五年内，将成为衡量中国最高决策者执政能力和政治魄力的试金石。让我们以共和、共享、共生的“社会全生态观”的幽雅气度，取代阶级斗争、成王败寇、唯我独尊、不共戴天的祖训，超越现行文明形态遭遇的“三大极限”，经由我们身心灵之“自觉而觉他”，皈依“良知、良心、良能三位一体中国式世俗上帝”（“良心教”），充分发挥公民、政府、社会三大“自组织力”，“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让我们真诚、理智、文明地面对，重建尊严，重建共和，重建中国，重建世界！

如今，在中华大地上，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过多次多重利益调整，使得人际关系、阶层关系、社群关系日益复杂，国家已经无法全面地包容整个社会，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最重要的来自“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特权”与“维权”、“帮派政治”与“生态政治”对立的政治危机。

然而，危机，危机，是“危”也是“机”，危机就是生机！

毫无疑问，正如美国资本主义有“社会”，才有“资本”，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不能不要“资本”，但更要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要有“共和”，哪怕是古罗马帝国式的“共和”！顺便说一句，“民主是个好东西”，是现代政治文明运行的标志，未闻近代化和搞现代化不要民主制度的，但它仍然只是个好的运行软件，必须安装在“共和制度”——基于“法律最高”和“政治妥协”两大原则，亦即“法大于权”、“宪政制序”和“非黑手操纵”、“黑箱操作”——的系统上才能保持良性运行，从而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公共服务”。

中国有了社会与共和，才能长久转危为安，也必将会生机盎然。——这是1912年1月1日建立“新中国”的正常公民的常识性结论。

所以，中国即将经历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超越以往一切进步的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革——也许这是一条没有“社会革命”那么过瘾的中国政体改良的中道路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可能良莠不分，改革也许偏向“改恶”而非“改良”，所以，还是让我们记取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伟大圣贤关于中庸之道、中庸之美的教诲，在当下改革失却共识和动力之际，来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共生主义改良吧！

且让我们相信，最有资格领导这一伟大变革和改良的现实力量，依然是历经88岁华诞的中国共产党人。时代亟需真正的政治家，中国呼唤新一代社会元勋！

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需要巨人，而且必定会产巨人的时代——在思维方式、超凡胆略和人格魅力方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和慈悲心方面，在智商、情商和灵商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而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回归人的当代生产、生活、生态的常规。

 

政体改良目标

1980年初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政治改革主题。“坚持和改善”的前提或潜台词，是两个必须承认：第一，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在集体动机上是为美好的社会理想和理想社会而存在，是真正具有“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组织系统，这一点，我简括为“集体理想”；同时第二，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具有一般现代政党所具有的“利益集团”这一基本共性。而且，正是“集体理想和利益集团”的二重属性及其矛盾运动，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恢宏历史（参看《从“三个代表”到“社会元勋立宪制”，把握“集体理想与利益集团”矛盾平衡之四种合理可能——答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理论版负责人问》，2003年9月18-23日）。

同时，现代政治文明和国家“良治”的意义上，执政党的“领导”，不是“专政”，不是“统治”，而是“治理”，改善党的领导，就是实现国家的良治——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共生价值的有机统一。所以，至新世纪新时期十六大、十七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无疑是对“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政治改革主题的深化和阶段性实现方式的具体表达。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整体意义上，其表达就是：国家权威、宪政制序、人民主权三足鼎立（或社会共和制度、公民自由制度、议会民主制度三位一体）的社会矩阵结构之阶段性实现方式。

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进程，必然是以“国家权威、宪政制序、人民主权三足鼎立”的社会政治结构取代现行的“官-民二元结构”（或“党群二元结构”）。

在这里，人民主权为宪政制序、国家权威提供哲学和法理基础并规定最高政治原则；宪政制序为人民主权、国家权威确立政治位置和公共空间并规范各自的边界及活动规则；国家权威为人民主权、宪政制序提供政治和安全保障并生产公共物品。核心还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把“宗法”、“党派”、“资本”、“权贵”、“官阶”、“优势利益集团”、“国家”等等放在优先位置，即“科学发展观与共生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放在优先位置的政体改良目标——不妨称之为“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也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正常的执政党后的“集体理想”。

 

政治路线图

用社会学、法学思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突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公共性质”，而非“精英性质”，突出“法律最高原则”和“人大最高权力机关原则”，突出党政组织机构的“权力与责任对称原则”，同时，用经济学思维善后政治机构改革（比如采取“以所有权换权力”策略），用政治学思维改革“民生与民权脱节”的现实，以建立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立体治理结构。（参看钱宏《改良中国政治生态的十三个切入点》）

诚然，这是一条中道路线。这条中国政体改良的中道路线图，可以简要描述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着眼于挖掘现行制度的内部潜力入手，将目前基本流于形式的中国式协商民主与监督机制加以内容上、组织上的充实，使已经有的“明规则”名副其实地运行；

第二阶段，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和官吏管理制度，强化地方政府的法权地位，严格限制政府预算和强化公共财政，坚决取消除国家政权机构外的一切社团组织的行政级别，同时，成立专项国家基金，对部分现行官阶待遇享有者实行“权力赎买政策”作为配套实施方案；

第三阶段，把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人权、事权、物权配套）落到实处，给社会和民间生活以更大的自主空间，积极有序扶持各种公民社会组织成长，发挥社会“自组织力”，以便为建立国家上下互动的“立体治理结构”和“扁平化管理”奠基；

第四阶段，从而为中国政体结构逐步调整、过渡到一种“中央-省市区政府职能性集权与城镇自治互补的联邦制”——社会元勋立宪制联邦共和国——创造条件；

第五阶段，为了区别于“特权与维权对立”的现实，我们的国号亦当适时更名为“中华人民共生国”。

说是五个阶段，实际上在实施过程，是紧密衔接且几乎要同时配套进行的。

 

社会元勋立宪

“社会元勋立宪”，是对世界上已有的君主立宪、党主立宪、民主立宪优点的综合，及其各自缺陷的弥补，是兼顾中国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真正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参看枭阳子《历史给了中国又一次历史机遇》）

那么，在国务活动中，富有热忱、胆略、智慧和高超运筹力，将上述“政治路线图”诉诸宪政制序运行，并取得实效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即为社会元勋。

在当代中国，谁能超越“非左即右”、“姓社姓资”、“东方西方”、“治乱循环”、“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作钟摆式选择的历史窠臼，同时又不因为讲策略而回避任何历史遗留问题，一句话，谁能突破“特权”的瓶颈（对拿到“权力债券”的人们，哪怕通过赎买与安抚并举的政策，也比非逼到社会革命突然暴发不可，要省“成本”），“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国形象”，将“国家权威、宪政制序、人民主权三足鼎立的社会矩阵结构”，作为一种社会基础结构和政治制度诉诸现实，带领全体国民走上科学发展与共生价值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之路，谁就是中国当代的“社会元勋”！

 

党的领导实现方式：

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所以，理性笃行社会元勋意志的共产党员即为社会楷模，因此，党的领导新的实现方式，主要是楷模示范领导与通过人大立法和监督相结合。其实，现行“官阶大一统”（即“党管干部”）式党的组织领导的实现方式，只是主观形式上的“党的领导”，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象，这种假象，是权力掣肘、滥用（如寻租）并存、不作为与乱作为并行的渊薮（参看枭阳子《开始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治乱、治散、治悖”》）。它使个人、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以党的名义“绑架党”、“绑架中央”成为现实可能。

只有在“社会楷模示范”意义上，才能确保党员和“党员干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落在实处。而重建中国共产党社会元勋立宪制联邦共和国国家政体，是客观上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以“集体理想”为主导兼顾“集团利益”）的最大制度保障。

只有“通过人大立法与监督”，同时，党本身也自觉自愿接受社会媒介监督，来体现一党执政的“集体理想”属性，才能有效破解执政党的“利益集团”属性导致的权力掣肘与滥用并行的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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