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党，聚沙成塔的魔术师

——司马南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年度学术研讨会上演说中国模式

按语：
今天是本党中共成立88周年纪念日。
迄今本人党龄已逾28年。
有心写一篇长一点的文章，整理思路时发现好多事情还来不及作深入思考，加之这一段俗务缠身，时间特别紧，拿不出像样一点的东西。恰巧，玛雅博士发来本人2008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上的一篇发言的记录稿，中间涉及到对本党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本人讲话固为浅薄，亦不揣冒昧，但是，即席发言，有声有响，较为灵动，校改之后首发于此。敬请本党同志批评指正，同时俺也不忌讳那些立志把推翻共产党当事业干的好汉们继续来此泼污，北京龙须沟的老百姓常说，褒贬都是买家。

下图三排左六黑衣蓄须者即为本人，图后短文为人民网当日报道

潘维（一排左四）、李强（二排左八）、胡鞍钢（一排左三）、温铁军（一排左一）、房宁（后排右二）、贺雪峰（三排左八）、石之瑜（三排左十）、司马南（三排左六）等与会学者合影。

    人民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唐述权）12月20日-21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共有52位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围绕“中国模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出席会议的学者有主办方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汪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独立学者司马南等。对于召开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潘维教授表示：“中华民族在‘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一个‘中国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了。为促进‘中国模式’的总结概括，也为促成国际学界‘中国学派’的兴起，我们组织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共分七场，就以下五大类议题展开辩论：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中国独特的思想方法，前四种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会议论文从纵向把握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有关史实，从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论述了所探讨的具体领域与抽象的“中国模式”之间的关联。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将负责会议论文的正式结集出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办于2005年7月，是北京大学下属的、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代管的学术研究机构，为研究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平台。

                   司马南演讲记录稿

    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潘维先生打招呼，嘱我写一篇论文，当时未加思索就答应了。后来潘维的学生正式通知变得郑重起来：“对递交给会议的论文，有具体要求，必须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我一听就傻了。
    咱不会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论文啊。
    所以矮人家半截，未提交规范学术论文出席研讨会，心虚着呢。
    转念一想，干嘛心虚呀。据说穆罕默德、耶稣基督、孔夫子、毛泽东也都不“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写文章，反倒是研究默罕默德、研究耶稣基督、研究孔夫子、研究毛泽东的人，都必须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文章。
    我的发言是随想式的、灵动的、跳跃的，不符合“严格学术规范”的。
    因为本人的不规范的发言，本次学术研讨会或许增加一种色彩：除了学者式的中国模式总结外，百姓某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模式研讨会因此而更具开放性、丰富性、兼容性与社会影响力，列位学者便愈发象学者。

    如果一个人只有二十岁，喋喋不休大讲“人生经验”，好玩是一定的，也很可能招人讨厌，在座的李昌平教授也许会说，太嫩了，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超常自信地讲到，“积三十年经历，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后接“一、二、三、四、五……”，在座的王绍光教授也许会说，唉，我们年过半百的人还没发言呢！
    可是如果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感叹道，“这辈子啊，我数着石头，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甲子、一个轮回，一生回首，人们大概有必要静下来听他说点什么了，六十“耳顺”啊，积六十年的经验，这里边必定会有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刘晓庆很年轻的时候，都可以写“我的路”，共和国六十年，为什么不可以坦然地自信地讲一讲中国模式？诚然，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六十年至少意味着大半辈子，对于共和国而言，不过是一日之中刚刚开启的霞光满天的希望黎明。
    谦虚是美德，我们可以谦虚地仅仅以“我们的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体会”来概括中国模式，但是，将成功的东西理论化、系统化、集成化，径直以中国模式概述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须知，中国模式，在今天已经不是破题了。潘维先生早就在力倡中国模式。他是不是首倡，我不知道，但是力倡同样有功。将大家从全球各地召集到北大聚而研讨中国模式，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功在社会，善在社会，利在社会。
    哈哈，潘维教授在那里不会被我这话吓一跳吧？
    不经意间创造历史的人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作用。

  
    先讲一个观点，模式是中国模式，模式只能是中国模式。
    我们未必不愿意西方模式，譬如美国模式吧。正如一些浪漫的自由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三权一分，联邦制一搞，总统一选，于是中国就有了美国那样高的GDP，中国老百姓就过上了美国富人那样的好日子，我们家在西海岸就有了别墅……这样当然很好，但是真的可能吗？
    中国能够做到人均占有资源是世界平均的30倍吗？我们能象美国那样想打谁就打谁，不断通过战争的手段和不流血的政权颠覆的手段，来随心所欲改变世界利益格局为我所用吗？我们能在全世界各地敲骨吸髓汲取资源，让自己的财富充分涌流，华尔街高管年薪几千万，汽车厂工人每小时工资72美元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既有秩序的制定者、受益者人家不肯相让啊。你委曲求全地见人就拱手作揖声言和平崛起，百分百地按照人家的体系人家的规则与人家做生意，两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人家还NMD你、封锁你、诋毁你、妖魔化你，对你实行“颜色革命”，实行“文化毒化”呢，即使人家无条件地平等地善意地对待我们，美国模式在中国也照例行不通。不说别的，假如中国人均家庭轿车象美国人一样，这个地球恐怕首先承受不了。所以，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不论我们主观动机怎么样，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是中国的，也只能是中国的。
    当年咱不是没试过西方模式。就政治模式而言，北洋试过吧？民国试过吧？试得怎么样呢？试得河南老乡袁世凯干了83天皇帝彻底歇菜，试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遍地哀鸿，试得蒋委员长将党与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试得军统、中统真统天下戴笠式人物成为江湖大佬后坠机身亡，试得局面一塌糊涂国家稀里哗啦。
    最后六十年，接受国民党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接着试，先照本宣科念着马克思列宁的经来试，后实事求是念着毛泽东邓小平的新经来试，试来试去，春华秋实，试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之见，今天固然可以论证中国模式之有无的问题，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像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一个老头两个名字。中国模式乃为既有之物，乃为客观存在，乃为别于西方模式、他国模式的中国人自己把玩在手行之有效的价值体系、文化体系、工具体系。

    第二个观点，中国模式是逼上梁山的结果，是生生逼出来的。
    遥想当年，区区两万洋兵，洋枪一架，中国的马队，骁勇彪悍的的清兵，就是瞄准器下一个一个的活动靶子。洋人恣意的屠戮游戏结束，中国政府出面，四亿五千万国人，按照每个人头一两白银赔款给猎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四亿五千万人呀，两万洋兵。英国人藉此而攫取的财富，足以支持完成全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的说到这些，那个中国人能不心痛？后来更严酷，日本人打进来，野蛮肢解中国，屠戮三千万中国人，我们迫而救亡保种，中国人发出最后的吼声。
    本来，没有鸦片和洋枪洋炮轰开中华古老的国门，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到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是，后来中国缓慢自然的社会发展进程被打破了，历史改变了方向，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认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矢志不移。这个局面的形成，要感谢那些列强们，是他们把中国逼到了今天路上来的。那么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5000年的不死鸟，死而后生，九死一生，浴火重生。

    回过头，数数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日子，看看那些浸透着死难同胞血迹的脚下的道路。我们无法用优雅的心态，自由地想象中国模式合乎逻辑的推演过程。事实上，我们坚守的的主义与创造的模式，都不是设计出来的，生更不是哪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被动适应各种临界变化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是“生存法则胜过一切”的必然选择，是无比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的随机演化结果。曾经的创伤和屈辱，曾经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曾经的被出卖被欺负，曾经的咬碎了牙齿和血吞下……所有的一切，把我们逼上了一条叫社会主义的道路。憧憬、初试、小成、瓶颈、湍流、痛苦……遍尝九九八十一难，始有了今天国家独立、社会安定、人民吃饱饭，年轻人唱歌跳舞做游戏，军队扣着核武按钮扬眉吐气有尊严的生活。

    第三个观点，中国模式是试出来的，摸出来的。
    路风先生昨天讲过，说没想到啊，特意外地，粮食就够吃了；特意外地，乡镇企业就异军突起了；特意外地，特区就成功了；特意外地，中国企业竟然获得自主研发能力了……。这些意外，讲的都是“歪打正着”，正中下怀。
    路风先生没有讲，我们也曾经“正打歪着”，适得其反。
    还记得1988年自上而下闹物价改革么？物价当时敏感的很，社会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物价改革关口要不要过？怎么才能过？过得去过不去？赵紫阳大人的说法是，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长痛不如短痛。那时，兄弟我正在一家报馆作小头目，每天为社评操心。绞尽脑汁撰写评论的时候，一样跟着上面的口径照葫芦画瓢，也咬牙切齿地喊“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商报》，物价改革,本报正管。结果怎么样？那一轮物价改革关没过去，抢购风潮席卷全国，人们不满之声嘈嘈然分贝骤然升级，累及下一年，1989，引发动乱，差点连老本都赔个干净。
    只讲“歪打正着”，过关斩将，显而易见的好处是鼓舞士气，用乐观主义情绪调整氛围，但是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无从得到探知真正有效的经验模式，而专心地总结一些“走麦城”，包括“大意失荆州”，包括“胡乱三板斧”，正视我们曾经“正打歪着”的历史，包括使个大劲放个小屁的经历，反倒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试错，这东西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堂皇，不像是从一个理念出发，惠泽方海般地累积红利进而完胜那么体面，和中国模式好像关系也不大。其实，试错，真真大规律也。无论是甲壳、多足小虫还是哺乳类动物，或是长臂猿、类人猿，直至人类，都是要在试错的基础上获取进步，试试错错，试试错错，试试……OK，对了。试错是个大规律，我们是“积小成而得大成，去小错而避大过”，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告诉我们，今天具体应该怎么办。小平同志的战术要求概之以“摸”，战略要求概之以“猫”，好在目标已经明确，一路摸下来就是了。中国模式就是这样试出来的，摸出来的。故而，中国模式或可易名为“中国摸式”

    第四个观点，中国模式，核心是让人民满意。
    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即抓问题，从问题出发。
    抓问题，是一种意识；抓问题，也是一种能力。从问题出发，去解决真问题，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观念出发去制造伪问题，解决伪问题。
    如果从本本出发，从观念出发，无论哪个本本、哪种观念，都没有中国模式的位置。但是按照“让人民满意”的标准来抓问题，中国模式必然凸现出来。
    现在有一种人，喜欢拐弯抹角地编造借口，忽悠我们不必去在意人民满意与否，强调必须让洋人满意。
    让人民满意，还是让洋人满意？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让人民满意，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意；只让洋人满意，不属于中国模式。让洋人满意，千方百计取悦于洋人，甚至认为洋人之所以不满意，罪在我们，罪在吾族，这样一条路我们不能走，也走不通，那是通往地狱的死路。
    这个论证并不复杂，北方邻国20年前开始走一条从观念出发，旨在让洋人满意的道路，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中国西山会议，北大某公有此类鹦鹉细语，某宪章中，汉子们更加直截了当了），国家解体了，人心散掉了，国际地位失去了，自家兄弟相残，至今枪炮声不断……洋人满意了没有呢？没有啊。北约仍在东扩，不断蚕食其地盘，颜色革命此起彼伏。幸有普京这样清醒的政治家，该国小幅震荡盘整格局，还将持续。
    在总结中国模式时，从观念出发，而非从问题出发的“政治浪漫主义”最为有害，这种“政治浪漫主义”刻意要国人相信奇迹——世界上有西方大国比中国人民自己更关心中国人民的幸福，他们会象诺尔曼•白求恩那样无私地帮助中国人民。
    必须指出，国门开，生意来，所谓生意，本质上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今天叫双赢，就是相互需要得到满足。仅单一方面满意，另一方吃亏的买卖，不符合生意原则。北京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摊主都明白的生意原则有三：一为个体独立，二为彼此平等，三为交易自由。取消自己的独立性，自贬为附庸走狗的行为不要颜面且愚蠢至极，人民的利益与洋人的利益存有永远无法克服的“不兼容”，洋人首先是美国人，从来不是中国人民的上帝，中国人民没有上帝。
    历史上，确有部分黑人被调教得很成功，他们把自己侍奉白人视同为侍奉上帝，但后来终于发现，代表上帝的白人除了屠杀黑人以外，能给黑人的最好出路，只有作奴隶。

    第五个观点，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山寨中国”。
    昨晚讨论，我首发此言，冒叫一声，本以为会遭到呼啸板砖，想不到列位学人如此宽容。
山寨，原意为有栅栏等简易防守功能的山庄，后泛指穷地方、穷人聚居的地方。
旧诗曰“有财居大宅，无财住山寨。大宅真才少，山寨尽是才”。
　  广东人近年把不受政府管制的地方，包括盗版、克隆、仿制或者行业政策边缘地带的民间产业，叫作山寨，于是，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成了山寨的新含义。今年（2008），山寨文化突然大面积蔓延，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成了山寨新意。
　　如果我们避开克隆盗版一类知识产权问题（避开，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很体面，也不意味着这个问题碰不得，发达国家为了对后进国家设障，以维护并不公正的世界体系，进而保护本国利益是这个问题的实质），从“山寨原意”角度看中国模式，大家会发现，“山寨中国”与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国模式，何其相似乃尔。
    一曰穷人扎大堆；二曰充满创造性；三曰挑战既有体系；四曰自我设防——山寨中国，把社会发展建立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不卑不亢地与“大宅富户”交往，依靠人民的聪明才智，笃信发展硬道理，坚守根本利益底线，低成本地又好又快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因地制宜，灵活机动，齐心协力奔好日子。
我只能这么干啊。
    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富人要活，穷人也要活；你有尊严，我也有尊严；你有需求，我也有需求。于是乎，在山寨里，我就过起了这样勤奋红火的日子，在山寨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层交往。原来，我寨子不如你；现在，我正在拉近与你的距离；将来，我寨子里的日子不会比你差哪去。这是信念，亦是动力，亦复为模式。归根结底，这是事实。
    这个问题，就像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毛主席不服气啊，那帮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的人动则颐指气使，垄断了真理的发布权、解释权、还夺去了毛的指挥权。毛老人家就不信这个邪，“山沟里为什么就不能出马列主义”？
    同理，山寨模式为什么不可以是中国模式?
    山寨模式为什么不可以与美国白宫模式平分秋色？
    山寨模式为什么不可以与英国白金汉宫模式平起平坐？
    自言中国模式是山寨中国，并无贬义，对此躲躲闪闪恐怕生出什么副作用的诸公，何不想想美国的例子？如果美国学者不健忘，不自恃清高，应当有能力，有勇气承认，白宫比之英国的白金汉宫，也疑似山寨啊。
    量量尺寸，看看级别，查查出身，验验血统，美国白宫文化与山寨文化何异？
故而，山寨中国，没有什么不好，不怕别人看不起，就怕自己没有信心。
    就山寨中国而言，人家从看不起，到看得起，从敌视我们、全面封锁我们，到与我们打乒乓、做生意，从“接触性遏制”，到“中国威胁论”，从“利益攸关方”，到今天更多的溢美之词，洋人眼里中国形象的全部变化演进过程，总共不过六十年。
    中国模式有目共睹的成绩，促使我们静下心来，慢慢总结其中的规律，譬如，后三十年经济加速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业已形成共识，那就是打开山门啦，改革开放啦，我们大家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所以，打开山门是强国之路，这个基本结论，反对的人一定不多。但是到了2008年的今天，只讲“打开山门”已经不够了，片面地一味地强调杀出血路来“解放思想”，甚至“解放”到连“山门意识”都放弃掉，连“国家意识”都更换掉，连爱国主义都被妖魔化成了“极端民族主义”，那就未免太不靠谱了。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对开门，对为什么开门，对开门干什么，对开门注意什么等等重大问题，有过许多谆谆告诫，不知为什么，有人拉开门之后，很快地就将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忘到了脑后，甚至连门里门外都搞不清了。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先生以“国家第一”作为演讲题目，他的很多话如果换个国名，我是很听得进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不能改掉。改掉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当然就没有了国家利益，没有了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从何谈起？民族复兴不讲，还有什么中国模式？讲中国模式又有什么意义？
    身在山寨，却魂不守舍，心根本不在那里，整日唠唠叨叨嫌山寨这也不合人家的规矩，那也不合城里人的规矩——“城里的韭菜不是这样切的”。这种人言说山寨中国，不配，不配。

    第六个观点，山寨中国的机制，本党聚沙成塔。
    过去的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处于前工业社会，非现代社会，因此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这六十年，不一样啦，事实上六十年前的几十年，就已经大大地不同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有了一个全新的组织。
    小平同志在讲民主的时候，讲了一句马克思列宁，更不要说卢梭，伏尔泰，托克维尔，谁都没有讲过的话——“最大的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此话简直妙极了，透射出伟人的大智慧：从问题出发，直奔主题，看重结果，一语中的。比之那些懒婆娘裹脚一样奇长无比，从观念出发本本出发，对民主问题舍本逐末，玩弄形式的民主高论，不知道要高多少倍。（昨天会上绍光兄引用过这句话）。
    邓小平说，“最大的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本党魔术师般地将人民发动起来，一盘散沙式的民众，因为“支部建在连上”而获得空前的战斗力，因为“利为民所谋”而聚沙成塔。众志成城，蚂蚁搬家，都可以用来形容中共的魔术师效应。无论战争、建设、改革，莫不如此。六十年里，若离了本党这一条，中国模式从何谈起？
    我注意到一种倾向，有学者似乎有意避讳谈中共作用话题，据说是因为太接近意识形态。余以为，共产党意识形态具有如此非凡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恰恰说明在中国模式研究中，这是绕不开、躲不过、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把意识形态现象（中共作用岂止于意识形态？）作为客观研究对象，与甘愿放弃独立思考，寄居在僵硬意识形态窠臼之中，明显是两回事。那些拿了人家的钱，被人家洗了脑，操着人家的话语，屁股坐在人家的板凳上，回头对中国唾沫四溅的人，才是真正应该鄙视的。
    中共无异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但他的志趣与行动力又是超越意识形态，并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国文化特色，其意识形态本身也在与时俱进。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即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从来都是中共的理念。人们可以对自己不喜欢的中共的行为提出任何批评，但是中共在创建中国模式过程中不可替代的砥柱中流作用，明摆在那里，赢得了连对手都不得不承认。
    中国共产党，美国共和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英国工党……同一个“党”字，涵义大不同也，此党非彼党也。他国的“党争之党”，“部分人之党”，“意在分得一杯羹之党”与中国共产党基因不同，起根上就不是一回事。不仅所代表的群体不同，利益诉求不同，要干的事不同，能耐、纪律、扎根民众引导民众服务民众的执政能力也大不同。
    没有这样一个党，中国模式不可想象，聚沙成塔绝无可能。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尚看不到任何组织有能力取而代之。

    （未完，明天再续）200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