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挑战

发表于 2009-07-02 12:42:16 类别：析社会现象

最新一期的《求是》刊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文章，文章称，“一方面中国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主流思想舆论进一步巩固的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有所滋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舆论时有出现，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任务更加繁重。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随着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各种思想文化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相互激荡、彼此碰撞，这一方面有利于学习借鉴世界有益文明成果，但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诚如斯言，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确面临新挑战？但，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必需作为主流思想舆论，否则就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再则，从中国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并非中国文化。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也并非主流意识形态。何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有所滋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不好吗？中国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不好吗？

这让我想起我在今年还原历史真貌，五四运动九十年祭一文中所写：本来就“民族”而言，无所谓好坏，但一旦带上“主义”的标签，就不那么好了，“民主”、“爱国”都是好东西，可一戴上“主义”的帽子，就走向激进或极端。如，“民族主义”,nationalism，基本成为一种负面的东西。“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国家主义”Statism，将国家的权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单位置于最优先考虑的思想和理论，甚至是ultra-nationalism，超民族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他。在今天来解读，可视为“种族岐视”或“阶级斗争”等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工具。因为，这主义，简言之，就是极端化。手段的极端化与概念的虚拟化。文字或语言上，也就是，极言之。若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以主义这种本身就很极端的意识形态来区分人类社会，好就好在极端化，抽空或混淆诸如国家、民族、社会、人等等概念，如，白马不是马。该人不是人。既可以作为对内部的思想控制术，又能作为对外部的精神胜利法。这就容易被人钻了空子。于是，杀人不再三是杀人，变成了杀“猪”，窃国不再是窃国，变成了“人民”爱戴。所以，英国学者普拉蒙纳兹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主义缘起于那些感到文化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做出的反应。可见，理智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力量，理智的民族才是不可战胜的民族。而很多时候，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住的，政治可以荒唐，但历史不会。也许歪曲历史会制造出某种现实力量，但其最终结果注定会适得其反，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歪曲历史也就是扭曲现实。

今天，当我们再度纪念和反思那场高扬起民主和科学旗帜的运动，当社会完成从战争到和平的变迁， “外争国权，内争人权”也开始弱化其历史继承的一面，刻上鲜明的时代性，“爱国忠君” 变成了“爱党爱国”，“民族精神”演义为“马列主义”。人们惊醒的发现，精神走样了？民主走样了？科学发展了？爱国变味了？当如何弘扬五四精神呢？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能不面临新挑战吗？

正如我在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重整民主科学的旗帜一文中说，“五四”有两面旗帜，一面是“科学”，一面是“民主”。其实，你只要仔细阅读，那个时代的前沿知识分子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科学的原则是全面客观，不偏不倚，但那时的妄言俯拾皆是。如，鲁迅将中国几千年文化总结为“吃人”，即便像我这样警惕传统文化的，也不是完全认同的。而民主则更需要许多因素整体配合，否则就再所难免的使所希望的结果未见，不希望的结果却纷至沓来。这也是当前正在上演所谓亚洲式“民主陷阱”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即，当民主只被窄化到只剩下选举，而不能将民主价值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则民主只不过是替贪污滥权开了另一扇大门。于是买票贿赂、暗杀威胁，暴力施压趁势而起，无非是重捡90年前的部份乱像而已。当科学被意识形态标准所左右，而不能科学发展观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则科学又成了“阶级斗争”的打手或工具。于是威权致上、消极腐败，学术造假势必盛行......

时至今日，由于“五四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目标仍未真正实现，并且看起来前途依然漫长曲折（这是一笔极端复杂的旧帐，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及随后半个世纪的“冷战”等外部环境固然要负重要责任，但我们自己也是难辞其咎的。而在我看来，“五四思想”的缺陷本身就是其中最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先辈们当年热切呼唤的“德先生”、“赛先生”在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身上仍有一定的感召力。但是，就如何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真正落实“德先生”、“赛先生”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比起先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提高和加深，甚至有所怀疑和退步。至少我们已经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确发现 “民主是个好东西”。

顺便扯得稍微远点，近来我总觉得，在中国，热烈鼓吹和尖锐批判某一观念的两股针锋相对的思潮，在精神气质方面往往更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事实上，历史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中国与西方可以、也理应相互学习和借鉴，但这种学习借鉴的基础是真正客观的理解，而不是以“主义”取代事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罢都仍延续着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正如“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论是科学，还是民主。很多时候，歪曲历史会制造出某种现实力量，但其最终结果注定适得其反，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歪曲历史也就是扭曲现实。惟其如此，我们方可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与世界各国竞一短长，得到真正的尊严。

至于谈到中国文化，正如今天那些要求复兴传统文化、反对西方霸权的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模式，与过去要求打倒“孔家店”的人如出一辙。其实包括孔老夫子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贤早就对人类的发展做过预言，社会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制度有所变更，也有所保留。孔子甚至赞美革命，言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因此，我赞同易中天的观点：打倒“孔家店”并没有错。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打倒孔夫子。孔夫子很伟大，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全人类认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孔家店也不是孔夫子开的，是后人打着他老人家旗号开的，其中难免 “假冒伪劣”和“走私贩毒”。当然，孔家店的首要问题，也不是“店”里的“货”都不好，也有“好货”。坏就坏在“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应该依据《反垄断法》进行处理。只要允许墨家、道家、法家等等都开店，我看孔家店也可以继续开，只不过我们得“识货”才行。假如我们自己“不识货”，就怪不得孔夫子。他老人家，哪里顾得了身后那么多事？

最后，引用我在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的解决之道一文中的观点作结：假如我们认可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观点，那么，中国这个人民币的两面都有点模糊？不用说按现代国家在国际准则下流通，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流通风险成本很大，很暴力。因为，从根本上总让人有一种疑似假币的感觉。所以，笔者以为，只有让民主与法治使这个硬币的两面都清晰起来，才是杜绝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的解决之道。用当今的观点，“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难道，我们还要像90年前的“五四”时期，回顾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对鲁迅《伪自由书·后记》评《新儒林外史》：喷毒熏倒马克思加以驳斥，用“做资本家（别人）的奴隶，总不如做马克思（自己人）的奴隶好？”来回答马克思留下的疑问：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