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了老师的课，是关于制度选择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课程的最后，老师谈到中国的53-56年社会主义改造，国家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老师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做这一决策的前瞻性和正确性，这使得我一下子茅塞顿开。中间老师提到了林毅夫教授的一些观点，林毅夫教授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国家，而重工业是需要大量资本的，所以，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老师不同意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他是从以下方面阐述的，首先，他引用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的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个充分体现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迫切性。后来，他举了现在朝鲜的例子，像朝鲜现在想发展核试验，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为什么？环境变了，时代变了，机会已过，就再也拽不住了，别说是朝鲜，就是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发展核试验也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说中国领导人顺应时势，抓住了时机，才奠定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底气。

        我后来想到当时的日本和韩国，他采取的劳动密集型战略和出口导向型战略，获得了经济的起飞，中国大陆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也造就了坚实的重工业体系。通过比较这两者，我越来越觉得当时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英明决策。没错，从纯经济学角度讲，林毅夫教授根据比较优势论提出的中国应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是没有错误的，可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根据比较优势，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该销往哪里？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是销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那可真成为苏联的“小弟”了）？还是销往对我们实行封锁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反，日本和韩国就不一样了，他们不需要考虑外部环境的威胁，在美国的庇护下，只要专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将产品销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丰厚的回报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看看78年的改革开放，外部环境的改善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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