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党，体制自信根据何在？

——司马南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年度学术研讨会上演说中国模式

（接续上篇）

第一，集权为民是正道
　　历史上存在过的几种基本的权力模式，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山寨中国今天哪个模式都不是。恕我大胆，中国是独特的“党主立宪”、“集权为民”（“集权为民”的说法，河清先生一直在坚持）。 “党主”“集权”的理念强调尊严、能力、责任“三位一体”，无例外地悉心服务全体人民。这个意思，官方的准确表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有人对此讳莫如深，怕有人听到不高兴；也有的人死活听不懂，不认为这三条能统一起来；还有的人把这三条与美国政治模式一对照，立码翻脸，翻脸的理由是不合洋人规矩。
　　一切均合洋人的规矩，也就没有了中国模式。
　　须知洋人的规矩，也并不一律。英国非“三权分立”，美国非“多党制”。
　　应当承认，实现三者的统一，确非易事。列宁有一个天才的创造，今天的人们已经不怎么提了。这个创造就叫民主集中制。集中制，当然不是民主制，民主制也不是集中制。天才地将两个矛盾的东西捏合在一块儿，机制的复杂性，使得应对和解决复杂问题成为可能。
　　当商量事情的时候，百无禁忌，但说无妨，知无不言，百家争鸣，充分民主释放出人民的聪明才智，为正确决策提供可能。当决定了要干事的时候，一旦形成决议，必须号令一致，政策统一，行动统一，任何人在行动中不得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叫集中。毛主席认为民主集中制可以造成“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局面。作为党内的规矩，建国前期的时候，中共党内就这样实行之，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这个党内的规矩又变成了全国人大，乃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规矩。

第二，“人民革命”的伦理正当性
　　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有人会迅速抓住司马南的说法，攻其不周延不逻辑。最为强悍的理由恐怕会是如何处理“假如集权无道”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反反复复讲过“人民会起来革命”，他老人家晚年念念不忘的“反修防修”也集中包含着同一意思。革命、造反，天下大乱，于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语）。“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条也做不到，政不养民，不以人为本，少数人穷奢极欲，人民的不到社会变革的好处，人民造反是必然的。毛主席的说法，对“人民革命”的伦理正当性，重新给予了肯定，这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理念的逆向表述，是“人民最高主权”、“人民最高主权不可分割”的毛氏版本。
　　新中国六十年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从没有停止过。“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一种积极探索，“文革”是更大范围内、整体意义上、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的一种积极探索。当然这种探索的代价大得惊人，某些结果令人心痛。但是，我们能因为探索出现失误，连探索本身也一概否定吗？没有对探索失误的“文革”的深刻总结，怎么会有后来的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怎么会有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实践？
　　毛主席当年告诉黄炎培，我们找到了“跳出周期律”的办法，就是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我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背景下，“程序化造反”、“制度性造反”就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具体行动，即在制度框架之下解决问题——包括最高领导权力和平交接，包括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这一大类正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制度办法，是解决政府懒惰问题的基本手段，是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
　　面对巨大体量国情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国没有简单化地采取“以票为纲”竞争性票决方式处理问题，这种作法，被海内外一些势力诟病为“不民主”“独裁专制”，这种他们眼里的“不民主”和所谓“专制”的东西，正是中国模式应当特别加以总结的部分。嗡嗡嗡的叫声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欠缺“文化自信”与“体制自信”（王绍光语）。我理解，体制自信的核心意思，就包括了坚持我们自己认为有效的、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与洋人模式不尽相同的人民民主政治模式、权力模式。

第三，在西方批评家的挑剔目光下
　　60年，仅仅60年，中国人民过上了从没有过的富裕的生活、中国人民见证了人民意愿之下的民主政治，中国人民有了与自己国家的地位和国力相应的大国民风范与民族意识。60年里，有人打我们，反被我们打败了，至少打了个平手，打了个麻杆打狼——两头害怕；60年里，有人封锁我们，想困死我们，我们部分地冲破了封锁线，封锁我们的人，反过来向我们借钱花；60年里，有人不停地妖魔化我们，尤其是妖魔化共产党，但是，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聚沙成塔的执政能力，不得不承认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贫困的中国人今天过上了富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是公认的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得不承认在这为期60年的世界各国无人缺席的漫长的马拉松比赛中，被他们天天妖魔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居于令人骄傲和妒忌的位置，好过所谓民主的亚洲橱窗，好过所谓人权的样板国家，好过按芝加哥学派理论精心设计施工的转型国家，尤其是好过实行“去共产党化”一步到位休克死的前“第一世界”。
　　君不见，尽管西方批评家的挑剔目光不曾改变，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集中于那几个自己也不很有信心的名词上，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集中于所谓理念，除了捣腾那几个概念含含糊糊指责本党不符合他们的所谓标准之外，对新鲜的多变的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经济一体机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经济发展现实，他们多采取滑稽的两面态度：刚刚软磨硬泡要你买他的国债，买他的飞机，买他的大型成套设备，转眼工夫一变脸，就指责起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方面有问题，一点不害臊地把自己脸上的标签当成 “普世价值”。
……

就说这么多了。

我带来了一幅大字送给大会。
　寄语“中国模式研讨会”：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本固邦宁，民为邦本，
　　　　　　　　　　　　惠泽方海，峻节如山，
　　　　　　　　　　　　高文华国，穆行安人，
　　　　　　　　　　　　正德厚生，曰仁曰信，
　　　　　　　　　　　　圣王有道，乃质乃文，
　　　　　　　　　　　　唯此为大，唤我国魂”。

　　给大家稍作点解释：讨论中国模式，我们不能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今天总结六十年，六十年背后是五千年。今天的人，横看西方、学习西方都是必要的，但是竖看自己的历史，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向古人学习也是必要的。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东西，为中国模式的创建完善尽心竭力方为正道。这幅字具体内容的出处，从《尚书》到《周礼》，再到《中庸》，外加先王的句子，余下的是我自己瞎编的。送给大会主席潘维先生，謁胜忭贺，权作纪念。

任剑涛：司马南先生的发言无比激情，中气十足，而且具有煽动力，给人以新鲜感。我突然想到，如果中国模式需要一个民间的煽动领袖，那一定是非司马兄莫属。

司马南：您不是第一个说我很适合“街头政治秀”的台湾模式、泰国模式、乌克兰模式。

任剑涛：我们这一节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有请。

翟玉忠：司马，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报纸上打击山寨手机，“山寨中国”要受打击的。

司马南：昨天晚上我说了，好的山寨文化，原意的山寨文化才是我们要的，不好的我们剔除掉，不要了。

第四，普世价值，在争什么？

河清：司马南，你应该讲一讲关于普世价值，你写的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引发了国内理论界的大讨论……
　　司马南：河清先生问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我简单地回应几句。
　　几年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国内某些媒体，大讲普世价值，某些活跃的知识分子，也在以各种方式宣讲普世价值。
　　开始，我并没留意。及今年汶川地震发生《南方周末》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震出一个新中国》发表，我仔细研究一番才发现，他们言说的所谓普世价值，并非修辞之用的美丽辞藻，而是一种政治标准文化标准，开始若隐若现好似冰山一角，其实很有深意与来头。
　　今年5月27日，我以“抗震救灾是为普世价值吗？”为题，写了关于普世价值的第一篇文章，首发于新浪博客。我质问《南方周末》的评论家，“闹了半天，十几万官兵的浴血奋战，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那哗哗的眼泪，那井喷式的捐助，十三亿人抗震救灾的所有努力，居然不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使然，不是政党和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不是“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的表达，也不是朴素的“爱的奉献”，不是善良天性，不是悲悯之心……而是为了什么“兑现国家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南报高论，岂非咄咄怪事？”“没有普世价值，难道中国人民就不抗震救灾了吗？”
　　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并非只将地震与普世价值相联系，文章点明了普世价值的主题：“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该报言下之意：吾国此前并非“以苍生为念”，没有“以国民生命权利为本”，这样一个“底线”，及格分数线，吾国竟未达到！因为吾国连这个“底线”都没有达到，所以，在国内，少数族群闹分裂跟国家较劲，未能实现“民族和解”；在国外，某些国家跟中国较劲，未能实现“世界和解”。中国想实现“民族和解”与“世界和解”吗？照照自己吧，由于你自身的原因，所以今天和解还没门儿——没有“伦理基础”。
我顺着《南方周末》意思，做了一点归谬处理：
　　——啊，好家伙，闹藏独的人没完没了，原来责任不在分离主义势力啊，不在有人出钱出力出军师背后挑唆啊，某报意思，这是吾国责任，是吾国没做到“以苍生为念”“生命权利为本”，导致没有“底线共识”；
　　——陈水扁之流搞“两国论”，搞“入联公投”，搞“去中国化”，也没啥过错，是吾国责任，导致没达成“底线共识；
　　——今年五月，巴黎街头旧金山街头有人举着雪山狮子旗发狠抢火炬，也不是人家的错，也是吾国责任，导致与洋人没达成“底线共识；
　　——“轮子神功”雇人敲锣打鼓纽约街头阻止华人为地震灾区捐款，照理也不是轮子神汉有错，而是吾国责任，导致没达成“底线共识”；
　　——某国炸我使馆，撞我飞机，刁难我远洋货船，诡称我威胁他国，指控我人权不堪，以间谍罪陷华裔科学家于不义，收留一切反华垃圾人物，千万枚导弹瞄准吾国，更是吾国责任……
　　吾国责任如此之多，大大出乎意料，不知世上还有什么责任不是吾国责任？

第五，政治气功大师作法
　　无独有偶，南方另外一家报纸，也是不遗余力鼓吹普世价值的。其社论《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讲到：“这种价值是必要的。就像诺贝尔和平奖，无论这个奖项颁给谁，它都会坚持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守卫人类和平的道义责任。”——那么颁给达赖喇嘛呢？提名东突分子热比娅呢？是否普世价值依旧？倘社论回答依旧，社论立场在哪里？此种立场会“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吗？会“促进人类和平”吗？
当时本人对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博文最后我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普世价值”这玩意儿，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真理从来都是具体的”（列宁语）。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由胳膊粗、力气大、背景深的大佬及其小兄弟、代理人找上门来推行的“普世价值”，您最好离他远点，久入鲍肆，不闻其臭！
　　第二，某报用“坐商形式”来兜售“普世价值”，不太合适。笔者早年毕业于商学院，略通为商之道。开辟市场必须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学”，推广“普世价值”的成功案例，近年莫过伊拉克国。过些日子，没准儿伊朗也会被强行“普世”。所以，文章中，我诚恳建议《南方周末》诸公到伊拉克那一带宣传“普世价值”，一定特带劲儿。最好带上前几天驻伊美军用古兰经当靶子实弹射击弹无虚发的照片，伊拉克人民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会被你们感动，会热烈欢迎你们的……
　　哈哈，我知道，博客里这种文章是打嘴仗用的，对于说服对方根本没有用。
　　偏见再加上利益，两股绳拧成一股，纠正起来，几无可能。
　　但是，百万之众从这张报纸获取信息阅读评论，这张被一些人誉为“最敢讲真话”的报纸的评论，其实他们的评论中经常在讲假话忽悠读者。这种“政治神功”的外气发放，比之当年装神弄鬼为特征的“异能神功”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一鼓作气，连写了几十篇文章，也到一些大学里研究机构做了相关的演讲。

第六，美国《时代》周刊不藏藏掖掖
　　有人说得对，这场争论其实学术含量并不高。
　　到底又没有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怎样认定普世价值？哪来的、谁的普世价值？共同人性是不是普世价值？这些问题当然都可以讨论，司马南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对什么普世价值。某人说“爱是普世价值”；某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普世价值；某人说“仁”是普世价值……都有一定的道理，本人无意也无趣置喙。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讲过，语言具有深层结构，表面上人们看到的所表达的是一层意思，其实内里边，所隐含的表达的是另外一层意思。阿庆嫂明白，这就是所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有人说“民主”是普世价值，“自由”是普世价值，“人权”是普世价值，“宪政”是普世价值……如此抽象地讲普世价值也无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摆出决战的架势针锋相对。如果一定要我做出一点回应，我会建议：列位评论家，请问：何如将自由、人权、民主议题具体化？
　　比如民主，就抽象理念而言，你吼着说它是普世价值，我安然做我的俯卧撑；
　　你说它是最重要的生活伦理，我干脆自己出去打酱油。
　　但是，你说它是政治制度，并特指美国的政治制度，强制性地要中国必须向美国的政治标准、政治结构模式看齐，如果不看齐，就是不民主，你未免有点欺负人了；
　　当某报以“天下最敢说话”的架势，将美国的政治制度描绘成是普世价值，并且每天以评论方式“敲打中国”、“格式化中国”“羞辱中国”，在道义上将中国置于不义地位的时候，当然就由不得你信口雌黄啦。
　　《南方周末》惯以隆礼厚金请某类学者戴着所谓“分析性学术概念”面具，上演“普世价值倮戏”，可是他们的锣声鼓声不过三圈，就下意识变成了舶来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其评论员文章情感与信念的表达，常常建立在他们一贯的专门诅咒“黑暗专制”大语境之下。这与学术有什么关系？与“分析性学术”有什么关系？“分析性学术”没有“分析”，“学术”又在哪里？
　　所以，当他们的评论员文章起劲地忽悠“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为了“践行普世价值”的时候，读者一点悬念都没有地清楚他们的主张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按照他们的主张去践行所谓“普世价值”，当然就没有本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便没有了我们讨论的中国模式。
　　可见，宣扬普世价值并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话语摄心计划”，无非是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按照西方的战略意图改造中国”，以期改变中国发展的方向道路。倘按他们的主张，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完全没有必要召开，因为早已经“文明终结”啦，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我看不惯那些普世价值传销的文章发表之后，招来了一大堆国外的媒体记者叩门。BBC的记者采访我，记者调门很高很凶，我反问他：英国的政治模式和美国的政治模式不一样，英国是不是就没有践行普世价值呢？他支支吾吾好半天说不出来。
　　在这个并不复杂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没有了主心骨，在人家“普世价值传销”攻势下，已经魂不附体了。潘维先生讲过，政治领导集团当中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判断失误，这是我们最担心，最需要警惕的。
　　最近，一些人学捷克，闹显章运动，我著文表示反感。
　　昨天最新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一篇讲中国的政治形势的文章，专门提到司马南博客：“中国专栏作家司马南在自己的博客里，把《零八显章》指称为‘颜色革命宣言’”——《时代周刊》这句话说得不错，这的确是我真实意愿的表达。不过，他们的“颜色革命宣言”不是第一次讲了，借着这个机会也就再讲一遍而已，没啥新鲜的。
　　美国《时代》周刊关注司马南博客，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普世价值作为《零八显章》纲领，已经浮出水面，《南方周末》编辑部文章今后没必要再藏藏掖掖了；第二，《时代》周刊在普世价值，亦即美国政治模式向中国输出问题上，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独门穴道，死盯着这个问题不放，所以才把我的这个点击量并不高的博客文章搜出来加以传播，我要谢谢他们。
　　谢谢会议主席。
　　　　　　　　　　　　　　　　　　　　　　　　　　　（全文完）
　　　　　　　　　　　　　　　　　　　　　　　　　　　　（2009-7-2）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