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语：本文為前文〈回歸後港人身份認同的變遷（上）〉之續篇。（上）篇主要分析了回歸十二年以來特區政府如何加強“國民教育”以提高香港市民對社會主義祖國的認同感及其成效，（下）篇著重談到香港人自己如何摸索自己的身份認同，其中近年來涉及保護環境與“集體記憶”的公民運動及相關的討論中被彰顯的“本土認同”與政府雷厲風行的“國民教育”所期待的“國家認同”兩者如何能夠融合？本文亦將作進一步的探討。請務必先閲讀〈回歸後港人身份認同的變遷（上）〉再閲本文。原文刊登於金庸先生創辦的香港《明報月刊》2007年7月號，原題是：香港人？中國人？----「一國」與「兩制」拉鋸中的身份認同。作者：林泉忠。本博文版作了重新整修。本文是從學術角度對問題作出貼近客觀現實的分析文章，並非政治理念的論述。請網友看完全文後再作評論。〉

2009年7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在金紫荊廣場舉行隆重升旗儀式，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2周年。

              本土認同與國民認同的兼容

  儘管回歸後雷厲風行的國民教育」有了相當的成效，「中國人」意識也在逐步增加。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香港社會在建構「中國國民」身份的過程中一帆風順。筆者以爲困難其實不小，甚至也不是單純加強了「愛國教育」就能解決的問題。

  這些阻力之中，首先是受到不同的歷史經驗與社會集體記憶的影響。

  如今的香港社會仍存在一部分是當年由於政治或經濟的原因而於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轉移前後南下或其後偷渡前往香港的人口。這些人口並不是少數，其中不泛後來成爲香港政商精英與文化名人。除此之外，也包括（上）文提到的長期以來認同中華民國或支持國民黨的群體。這些人口之中有相當一部分存在著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不信任乃至抗拒的心理。而即使是如今成爲香港主要人口部分的土生土長的一群，由於沒有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大多數也沒有在内地接受過教育的經驗，因此並不容易產生如内地民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歸屬感或國家認同。

  不僅如此，不利於回歸後在香港建構國家認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與香港本土認同意識有關。一九九零年代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理工大學每兩年一次合作進行的全港性社會指標調查，直至二零零一年的調查數據均顯示了「香港人」意識在十年前仍是香港民衆認同結構中的主流部分（表一）。 

 

  不過，數據（表二）也顯示，回歸後尤其是近年來香港逾半居民趨向包容「香港人」與「中國人」兩個身份認同。換言之，對這些民衆而言，這兩種身份認同並不矛盾，可以並容。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與純文化或族群概念的「山東人」、「四川人」或「上海人」不同，「香港人」意識裏不全然是文化性質的成分，還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内涵。儘管其政治性不比一九九零年代以來的「台灣人」意識強烈，在本質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筆者在數年前分析「香港人」意識特徵的時候，曾提出該認同意識的形態已呈現了「準民族主義」的雛形。事實上，民調中不選擇「中國人」或「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而只選擇「香港人」的一群，其本土認同的性質就包含某種程度的政治性。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政治性不但妨礙了建立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新身份認同，甚至還容易發展成政治分離意識。

 至於這種身份認同的政治性，與所謂的「港獨」意識是否有相關性，筆者以爲情況比較複雜。

  儘管香港社會内部長期存在許多關於身份認同問題的討論，卻從來不曾出現有關「港獨」的議論。但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於二零零四年訪港時的一席話，卻把原本風平浪勁的蜂窩給捅開來了。當年五月十五日朱育誠在香港出席一場研討會時指出，在政制發展問題上，有些人挑戰中央的權威，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應是中央政府官員第一次清楚指出有人搞「港獨」，矛頭明顯指向要求在二零零七、零八年普選的民主派。由於中央領導人並未就此問題作出進一步的闡述，因此朱育誠所長的言論是否代表中央政府的意見，有待確認。

   問題是，這一番話引發香港網絡上首次出現有關「港獨論」的討論，並在同年十一月出現了第一個鼓吹「港獨」的網站----「我是香港人連線」。即便如此，香港至今未有任何公開組織主張「港獨」，除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外，缺乏現實意義是主要原因。

  基於朱所長的言論以及因此所引發的熱烈討論，長期研究香港社會、文化與身分認同變遷的筆者，也於二零零五年與香港大學合作的調查中，加插了香港市民對「港獨」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的大多數市民反對「港獨」，同時也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有不同意見（見表三）。

                       「一國兩制」與國民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項調查中，在「港獨」問題上持不反對意見的人數，比在身份認同上（表二）選擇「香港人」的人數還多。這顯示了即使是抱持「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民衆之中，仍存在部分潛在的自主意識。換言之，對這些人而言，承認「中國人」身份和贊同香港自主並不矛盾。從認同理論的觀點來看，這意味著文化乃至民族認同意識的增強，未必直接提高國民意識或國家認同。這也揭示了回歸後在特區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國民教育」的局限。

  削弱「國民教育」成效的因素，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先天性」問題，即「一國兩制」的設計本身。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設想，是爲了使回歸後的香港（最初是爲了解決台灣問題）能順利運作的一個務實的妥協性安排。然而，如此的安排卻直接導致回歸後的香港居民難以產生與大陸民衆完全相同的國家認同。因爲產生同一個國家認同意識不可缺少的幾個基本條件中，除了必須具備同一個市場、關稅區、貨幣等經濟上的高度一體化外，還必須共同享有包括統一的法律、教育在内的政治與社會制度。
                                           新集體記憶的方向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察覺，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具有較高的流動性。而十二年來許許多多的民間自主運動，從一年一度的六月燭光晚會、七.一遊行中香港市民濃厚的「家國」觀與政治自覺，到保維港、保古樹、保舊街、保天星（碼頭）、保皇后（碼頭）的訴求，再到對西九、領匯、紅灣半島改造異議中，在市民間展現的「共同體意識」，一一都成爲了香港社會在回歸後的新集體記憶。而在這些新的集體記憶的編織過程中所聚集的社會能量，也成了回歸後凝聚與維繫香港本土意識的重要來源。

2006 年的保留天星碼頭運動成了香港市民的新集體記憶

  回歸十二周年的慶典活動一波接一波，提供了又一次高度集中刺激國民認同感的機會。而隨著二零零六年十一月「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的成立，特區政府重新制定力度更大的國民教育政策也已聞到樓梯聲。同時，在「一國」與「兩制」並存的現實下，國民意識與本土意識的融合與角力也將無可避免地繼續上演磨合與摩擦同時進行的劇本。

  認識國家，無可厚非。然而，如何「愛國」，仍存爭議。欲促進香港與内地的融合、加快兩地的國民整合，尋求兩地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的一致性，需要努力的不應只是一味地強化「國民教育」，而是應該在朝著與世界接軌的大方向上，積極尋求縮短兩地在政治與社會制度上差距，這才是根本之道。

 回歸後中央政府積極維護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與社會多元化方面，受到香港市民與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在此時空下，筆者以爲國人也需要以新的視角來看待港人「混沌」的身份認同。因爲香港社會富有彈性的身份思維與多元的價值認同，爲二十一世紀的國人提供了包括對「國家」與「個人」、「愛國主義」與「普世價值」重新省思的機會與空間，這也將在未來探討完善中國國家體系時起著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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