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辞典》应该客观诠释两岸语言词汇的“和而不同” 
                               文 / 任善炯 
    据海峡两岸新闻机构报道，两岸文化经贸论坛即将在湖南长沙举行。而马英九曾经几次提议就两岸分治以来所衍生的新字形和新词汇，进行编撰，“将繁简体两种字词、语汇陈列比较，以利两岸互动”，为两岸民众在文字语言方面有更好的交流与沟通，即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大辞典》的倡议，已经列入论坛的正式议题。
    笔者曾在前几天写过文章表示赞同与支持，因为，这毫无疑义地是一桩中华儿女包括海峡两岸四地、以及海外华人华侨都格外关注的民族文化相互沟通、认知、交流和融汇的建设性项目，也是海峡两岸民众、甚至是不同意识形态与不同政见者以文化为鹊桥而走向和解、和睦与和谐的奠基工程。
    海峡两岸在马英九成为台湾地方领导人后，因为他维护“九二共识”、承认“一中各表”、表达两岸不再军事对抗的意愿，并很快赞同实现了“两岸三通”，为两岸多方位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打开了通道。这种不尚空谈，理性合作，认清潮流，做事务实，既顾及到台湾自身利益与民众的感受，又顾念中华民族的大义与未来两岸发展的前景，应该是审时度势的施政举措。
    在有关两岸关系走向缓和与谋求共同发展的路径之后，马英九能想到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文字语言的趋同与统一的角度切入，提出两岸应该坐下来，就文字语言的融通整合来做一些实事，譬如他提出两岸汉语文字的“识正（繁）书简”问题，以及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的问题，至少是符合了两岸民众的意愿，从根文化上开启了有利于两岸走向一统的尝试。
    既然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的议题，已经列入即将在长沙举行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重要内容，那么，我们两岸民众，特别是文化科技、知识教育以及经贸商业界人士就格外关注这件“将繁简体两种字词、语汇陈列比较，以利两岸互动”的文化奠基事业了。
    如果未来海峡两岸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交流由于语言文字的因素而产生隔阂或阻碍的话，那作为给经济贸易发展的大戏而搭台的文化就罪莫大焉！尽管经贸的大戏怎么唱不是文化能左右的，但文化的戏台自身是否坚实可靠、是否清雅华丽、是否能承载经天纬地之举，则是不容忽视的硬件构造。
    但在文化语言构架两岸交流舞台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两岸政治的异见与意识形态的分歧。作为便利两岸民众语言文字交流的工具书《中华大辞典》，在那些因两岸分隔六十年而造成的汉语言文字在公文表述、民间俗语、生活世相或特定物象、历史事件、政治语汇方面应该列入的字词条目，当然需要给予客观而正确的介绍与注释。而这些内容却又逃避不了现在两岸政权所涉及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关注与审查。这就给编纂《中华大辞典》的编辑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笔者看来，编纂这部大辞典应该明确是一件纯粹民间的出版项目，就像以前编纂《辞源》、《辞海》那样，对词条的取舍与释义，应该由编辑专家们来研究、考证、协商和认定。相信编辑专家们的知性与理性，也尊重他们的选择与宣示，因为两岸的参加编辑大辞典的专家们，必然会从历史的客观存在事实、民众的理解意愿与历史的认知包容等方面，来驾驭大辞典为民众的文字语言交流服务的主旨。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政治观点对立、意识形态攻讦、政党利益纷争，都不会是永恒存在或光耀千秋的，它们都将在历史长河的波飞浪卷中磨洗并遗落为没有任何激情色彩的冷峻事实与客观记载。无论是千帆过处的侧畔沉舟，还是“江流石不转”石头迷阵，都曾有过轰轰烈烈的历史往事，但见诸于文字的解释都是冷峻而客观的史实记载而已。对于两岸都存在的那些敏感语词，特别是政治时事性的词汇，更不要带入意识形态的见解析疑，客观介绍或列出几种解释，不失为“和而不同”或“立此存照”的知会方式，因为，我们不要指望一本工具书就能迅速改变两岸分治的格局。因此，《中华大辞典》的编纂，其中任何条目都不受官方思路的政治主导，不受意识形态不同的异见干扰。以“春秋笔法”来曲笔记述或释义入选的条目，恐怕是编纂大辞典最重要的思路，也是坚定不移的立场。
    由此，笔者希望大辞典只是一部便于两岸民众（官方的具体个人，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他们也是民众之一）交流的工具书，不带任何政治歧见与思想意识的臧否。而对待两岸在六十年的分隔中，在语言表述方式、文字书写繁简、词汇构成差异等方面或新生、或繁衍而出的有争议甚至完全语义相抵牾的内容，只要客观的介绍释义就足够了，相信民众在使用大辞典工具书时，会用自己熟悉的认知方式与会意理解来完善、来丰富这些词汇的。

                                            2009.7.2 于荆楚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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