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15日14点45分，R医院的“120”在接到“120”指挥中心的调度后，15分钟就到达现场，随车的医生就是R医院当日急诊的值班医生WH。“120”到达后，医生和护士携带着担架，她们就在值班室对林耀进行一般的检查。在单位同事的帮忙下，光羽被抬上了救护车，单位的医生和财务科的二位女同胞也随车而去。光羽单位所在地与R医院的距离不到3公里，15点05分，光羽被送进了R医院的急诊室。在距离R医院2分钟的距离，还有一家神经外科专科颇为有名的省级三甲医院。

“120”是为快速、有效抢救突发性病变患者而设置的。当接到患者报警后，派出车辆医院的急诊科就会制定一位值班医生并带上一二位护士随车出发。到达后，医生会马上对患者进行一些必要的抢救，随后将患者抬入救护车接回所在医院的急诊室。因此，“120”的出诊速度和所在医院的专科特长，可以决定患者的命运。

在“120”出诊医生对光羽的院前抢救记录中，可以发现以下问题：“120”接诊医生WH到达现场后，对昏迷患者光羽没有按照诊疗规范进行一般的诊断。在医院提供的《120急救出诊记录单》中发现：一、没有看到医生对昏迷患者的“查体”记录。二、没有看到对昏迷患者“巴氏症”检查。这二项检查在1分钟内就能完成的简单而快捷的检查，可以对典型的脑血管意外患者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是急救医生最最一般的诊疗抢救常识。 “120”在院前接诊时对患者的病情诊断不明，就有可能造成处置不当。

假如，“120“出诊医生WH对昏迷患者光羽进行了查体和巴氏症检查，就能在第一时间基本判断出光羽有脑血管意外的可能。

假如，“120”有一套科学的急救体系。患者被判定为脑血管意外可能时，如果能够按照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凌峰教授在专业会议上，对可能患有脑血管意外的患者的抢救提出的忠告和建议哪样：此类患者必须选择专科医院进行抢救，否则送到一些非专科医院就会反而延误有效抢救患者的时间。

患者或家属，在第一时间求救于“120”指挥中心，“120”就有责任为患者的生命和利益负责。特别是脑血管意外和心肌梗死的患者，如果被“120”“就近”送到一个没有专科的医院抢救。非但达不到有效抢救的结果，而且会因此而延误了抢救时机，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分秒必争”和“有效抢救”，这关系到患者的生存与死亡、康复与残废。

F省的“120”体系，片面地规定“就近送达抢救”。“就近送达”的抢救原则，应该说是一个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抢救原则，但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对患者生命负责的原则。不根据患者症状“就近接送达”的“120”制度，缺乏科学的联动和对患者生命负责的情感，缺乏必要的二次调度管理体系。F省“120”“就近送达”的规定，也违背了神经科专业的学术权威凌峰教授在一个专业会议上的呼吁和忠告。

事实证明，不考虑患者症状的“就近送达”，是对生命的儿戏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源在与决策者只想为行业负责缺乏“以人为本”，把救助生命视为高于一切的理念。一些麻木的决策者，明明知道有些患者因为就近送到没有条件的医院，达不到有效抢救的目的，反而会造成延误、失去抢救机会。她们为了少一些麻烦，饱食终日不愿改变现状。她们缺失道德和良知，缺乏责任感，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病态表现。

为了想得到及时、有效抢救而求助“120”的患者和家属，万万没有想到，因为“120”缺乏联动和二次调度机制，使得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患者，满怀着希望求救于“120”，结果反而被120的就近送达和医院无效的救治而失去了宝贵的、有效的抢救时间，最后是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人性的自私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本性。医院市场化的运作，使得这些原本受人敬重的、治病救人的个别医生，为了给医院增加患者（这些医院往往是综合救治能力相对薄弱的），不得不与“120”指挥中心“搞好”关系，这样就能使医院得到更多的来自“120”的“消费者”。对此类现象，新闻媒体也有过这方面的专门报道。在现实生活中，那些不景气的医院为了追求效益，它们不是从提高救治和服务水平入手，而是采取攻关手段从“120”指挥中心多“要”点患者。这也是来自医疗界的同行们心照不宣，私底下议论的公开秘密。

在这些人眼里，患者的生命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根本不考虑医院是否具有抢救患者生命的综合能力，为了获得更多的奖金把患者当成了摇钱树和印钞机。特别是对“120”送来的、有支付保证的患者，医院派出跟随“120”的出诊医生根本不管患者的病症和本医院是否具备抢救的能力，接回自己的医院急诊室先进行一番“常规”的抢救再说，乘此机会多开一些大的抢救处方，对这些“120”送来的急诊的患者，狠狠地宰一刀后再转院也无妨。可怜的患者和家属，她们能知道些什么，即便是知道了又能奈何？

曾经有位记者在J医院的急诊室守候了几次，发现当该院的“120”接回了心、脑血管意外或其他特殊病例的患者，在急诊室折腾了几个小时后就被告知该患者病情很重需要转院处理，患者家属支付了几千元的抢救费后再转到其它医院抢救。此刻，只有业内的专家们和当事医生自己心里明白他们干了些什么？

这些可怜的患者，他们既花了钱又被白白耽误了几个小时，患者的病情发展到了不可逆转的、难以弥补和挽回的、一切都是无效的抢救状态。对于这些已经失去了医学上称之为“宝贵的黄金一小时”的有效抢救时光的患者，在之后的抢救过程中即便有万两黄金也买不回失去的时间和挽救生命了，而这些事实和后果难道只有我这个多管闲事的业外人士不懂装懂吗？层层的管理者和医疗专家们难道就不知道这些事实吗？

发生在所有患者身边的乱收费、乱开药、抢病号等现象，是否妥当用一个数学题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如基层医生是A，科主任是B，以上的层层管理者是X1、X2、X3，医院的一切利润是A创造的。只有当A的患者越多，患者支付的医药费用越大时，B和X1、X2、X3利益就越大，他们都是这些利益的直接受益者。如果对A的不良创收行为加以阻止，那么他们的利益就自然受到损害，这正是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坚固的、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的相互庇护的原因。而造成这个结局的是现行的医疗体制，医疗体制没有彻底变革，上述事件将无法根治。

当救死扶伤的责任被私欲和金钱所替代，此时人性的善、恶是非标准就难以用“良心”来衡量了。事实上，脑血管意外的诊疗过程并不复杂，为什么有些医生却非要折腾一番，拿着患者的生命来换取医院和自己的效益呢？

长期以来，F省的“120”实行的就近接送患者的制度对一些患者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最佳的制度。假如“120”的急救体系的制度违背了以人为本、珍爱生命的原则，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是否有权挑战这一制度呢？

光羽的遭遇说明了“120”有必要建立联合调动和二次调度体系。在此我借中国神经内科网上一篇专家的观点来证明F省的“120”制度的缺失。

2005年8月12日的中国神经内科网刊登了《神经外科专家提示高度警惕脑血管病发作4征兆》的文章中指出：在第三届中国脑血管病论坛上，凌峰教授列举了很多因为不清楚脑血管病的前兆而耽误急救的痛心后果。在我国，每年有近200万人发生脑血管病，而这当中每年又有160万人因此致残或成为植物人，脑血管病已经成了“自己痛苦、家庭拖累、社会负担”的社会疾病。而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已经发现了这些先兆后，并没有果断地采取措施，赶紧上医院，而是产生了等到天亮再去医院的想法，自己不愿意折腾，也不想折腾家人，结果就是这“偷懒”的思想让很多人失去了抢救时机。

   凌峰教授还提醒说，带（送）脑血管病人去医院，一定要到当地神经科比较发达的医院就诊，比如在北京，应该去天坛医院、宣武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等，这些医院的CT、血管造影等检查科室都是24小时开放，随时可以为脑血管病患者进行对症检查，可以极大提高危重病人的成活率。患者第一步如果到了一些小医院，有可能会因为该医院的技术力量不够，而耽误急救时间。

  我从心底里敬佩凌锋教授站在尊重医学科学和爱护患者的立场，为患者生命着想的高度的责任感。相比之下，那些反对《建立和完善“120”二次调度体系》的所谓“专家们”的理由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此建议曾经受到媒体的关注，结果被该省的一些医疗专家否定了可行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