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曆1976年，夏曆丙辰，龍年。

這是一個終將進入歷史的偉大年份——天災與人禍，哭泣與呐喊，莫測的鐵幕與街頭的人群，標語與花圈，慷慨的檄文與玫瑰般的詩歌，被“大革命”信仰的重負熬榨至虛脫麻木的國家與人民決定重塑他們的理想——一切可能的人類社會圖景與情感在這個年代裏匯聚交織

這一年裏發生的事情和它們所積蓄起來的力量，徹底的改變了中國既往的走向，使它在劫餘的灰燼中掙紮起來並得到重生。

天崩地裂

這一年，，天地作色。

3月8日，大星隕落。在吉林地區降落的隕石雨，散落範圍約590多平方公里，完整隕石重量最小的500克以下，最大1.770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隕石。這次隕石雨無論數量、重量和散落的範圍，都是世所罕見的。隕石雨降落時，鋪天蓋地，呼嘯之聲幾百里以外清晰可聞。落地的巨響和震波，震碎了無數居民住宅的玻璃窗。場面之宏大，威力之巨猛，如同原子彈^①。

5月29日，雲南兩次大震，一次7.3級，一次7.4級，傷亡數千人，毀房42萬間^②。

7月28日淩晨，唐山突發7.8級地震，震中烈度11度，瞬間摧毀了整個唐山市，死亡約24萬餘人，其慘狀無可言說。

9月13日，雲南天際突現數條“火龍”，經貴州飛往四川，政府研究機關立即組織了13支隊伍探擦，在貴州境內發現了世界上極爲珍稀的隕石。後來的中國繞月工程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院士，就是當事人之一^③。

一些迷信的老百姓恐慌起來，數千年“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學思想，在這些經過了幾十年科學世界觀改造的人民的頭腦中仍有餘燼。在街市和村莊裏，各種謠言不脛而走，雖然大多是“上頭要出大事了”式的閒扯。謠言被迅速撲滅了，然而當哀樂傳來時，人們還是被突然的天降雷電擊倒了。

雖然在這天崩地裂的一年裏，他們先後送走了朱德和周恩來，但毛澤東的去世，仍幾乎使所有中國人突然覺得無所適從。因爲在這之前的幾十年裏，他已經成爲一個象徵，他一個人幾乎就代表了中國革命、中囯共產黨、中國人民，以及中國未來可能的道路。

城市和農村，街道、工廠、學校、兵營，所有的地方都擺放著花圈，雜亂破敝的“防震棚”前搭起了高大的靈棚，人們胸佩白花臂纏黑紗有組織的列隊而哭。眼淚和哭號雖然不一定都是因爲悲痛，但是這些大事件爲所有人的壓抑中的太多種情感找到了出口。

雖然他留下了一個後來被說明是僞造的“按既定方針辦”的政治遺囑，然而，就在這“舉國同悲”的盛大喪儀之後，對政治已分外敏感的中國人知道，一切就要開始不同了。

隱秘的政治語境

實際上，在這一年裏，早有些東西在變化，比如悄悄出現的各種暗喻式“語言”。

在北京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馬路邊的一棵小樹上一夜間忽然挂滿了叮噹作響的小瓶。如果在現在，會被認爲是無聊或者是一次意思不大的行爲藝術。然而在當時，“革命”使一切事物的意義變得有所不同——這馬上被幾乎所有人解讀爲有人號召“樹小平”，因爲這個“裝置”明顯是由“樹”和“小瓶”兩種“道具”組成。

同樣的，在自周恩來去世就接踵而來的一次次的哭靈過後，也往往會有人對著哭腫眼睛的同事說，“需要點點眼藥啊”，說者聽者似乎有些不自然，而又要表現得心領神會的樣子。當然，這往往是發生在同樣還未“免冠摘帽”（拿掉右派“帽子”）的朋友之間。若干年後我知道，那是說“需要鄧小平”的意思。——點眼藥的動作就是“瞪小瓶”。

這樣的隱喻和暗示，放在若干年後，我們可以說這是不正常的，是病態社會的病態行爲。但在當時，這往往是創造者與解讀者僅有的表達方式。它使他們能夠找到一種虛幻的喜悅——創造了一種“語境”或者參與進一種隱秘的“語境”中——這當中既有自我的寬慰，當然也有炫耀的意味。這樣的行爲和語言，在幾天裏，就可能傳遍了中國的每一個地級市——並有零星的效仿者出現——直到我這樣的因父母都是“右派”而備受窘迫的普通家庭。

這樣的窘迫是不被網路時代的年輕人理解的。比如所在單位的“軍宣隊”頭領姓李，但像我一樣的孩子是不能稱呼他爲“李叔叔”的，因爲這是一個表達親近的稱呼，不歸“階級異已分子”的家屬使用，所以即使無緣無故被他的兒子打破頭，也不可能去找他家大人告狀。同樣的，校衛生室的大夫可以拒絕爲我的高燒打針用藥，而從“託兒所”到“育紅班”的“老師”可以因此拒絕爲我換尿濕的褥子，也可以直接不接受我入託上學。所以當有一天晚上，監督例行的“右派”政治學習隊長點名到我母親時，稱她作“某某”，而不是“右派分子某某”時，她就知道“事情正在起變化”。又到有一天，一些學生迎面走來但低頭勿勿走過時，輕聲問了聲“某老師”，她知道可能最困難的時候確實過去了，因爲那些學生曾經給她剃過“陰陽頭”並逼吃糞尿，而且還打折過同樣是他們老師的我的父親的肋骨。

她敏感的留意著這些語言上的變化，然而不僅是她，人人都是這樣。處境好的不必說了，與我們處境差不多的，按標準的統計，因爲各種原因曾戴上“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壞分子、資本家、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特務、破鞋、反動權威、反動教師爺、極右、中右、右傾分子”等等帽子，被“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以此代表著喪失社會榮譽和權利的公民，其數以幾千萬計；直接受牽連的家屬、親友、師生等等，更是不知凡幾。在這樣的大變亂年代，這些多少喪失公民權利和社會榮譽的人們，只有通過這些語言變化和猜測其背後的隱秘意蘊，體味並參與著政治的變幻、人生的冷暖。

大人物也是如此。在1976年4月後，鄧小平的“官稱”是“鄧納吉”。納吉是誰呢？1956年，在匈牙利共產黨領袖納吉領導下，匈牙利脫離了華沙條約，開始社會主義民主化改革，但蘇聯坦克隆隆開進布達佩斯，輕而易舉地蕩平了當地人民的巷戰，使“誤入岐途的匈牙利回到人民的懷抱”，納吉被絞死^④。

這樣一個“官稱”，對三次“下野”的鄧小平來說，帽子不可謂不大，此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也僅有個“叛徒、內奸、工賊”的頭銜，是可以“動一個小拇指就可以打倒”的。納吉則不同，他是在某種程度上成功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時代顔色的人物。鄧小平也會落得納吉的下場嗎？對1976年這個特殊語境有充分敏感的人們知道——不會。因爲，對他的處理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以觀後效”。換句話說，“鄧納吉”至少還是“同志”，他仍然有可能第三次回來。人們希望如此，正如我們在這一章開頭所說，他們曲折的用“樹小平”和“點眼藥”的隱喻來表達。

1976年的經濟生活

1976年的城市和農術，有不窮的人家，但絕不是大多數老百姓的家。

有的經濟史書中說，1976年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⑤。實際上，這仍然是計算的“名義工資”，很多人實際拿不到每月50元。

比如我的父母，在1957年當了右派後直到1981年“摘帽”前，工資停發，每月只發生活費，在1976年大約是每月20元，兩人合計才40元。但他們需要日常供養的人口，是我爺爺、奶奶、我以及加他們在內的5口人。另外，偶然會給在外地的姥姥寄去幾塊錢。

於是，這40塊錢怎麽花是每個月很頭疼的問題。雖然我沒有餓過肚子，但卻很少記得有肉、蛋、魚之內的副食，常吃的窩窩頭。我雖然是惟一的孩子，但我奶奶會因爲我從椅子上翻倒砸壞了兩個雞蛋打我，雖然我頭上明顯摔起了包。衣裳從來是撿另一個“右派”阿姨家的姐姐穿不下的，短了就接上塊布，這樣一直到1982年左右。

不只我們家這樣，太多的人家都這樣，包括政治地位和收入都比我們不是一般的高的人家，比如“軍宣隊”的頭領。當然，這也是因爲他要養老婆還有五個或是六個孩子。而且，與全國其他職工一樣，他的工資自1971年後也再沒有調整過^⑥。

在居民家庭如此，在這個已極度“虛脫”的國家也是一樣。由於片面強調“以鋼爲綱，加強戰備，在全國投資總額中，重工業所占比重在連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高達51.1%和49.6%，農業、輕工業落後，日用工業品匱乏，市場供應緊張。而“抓革命促生産”的效果當然是前者優先，所以，在力保工業的前提下，生産效率、經濟效益卻趨低下。比如雖然“以鋼爲綱”，但1976年的鋼産量只有2040萬噸，僅相當於197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到1976年，出現了“六個驚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的驚人；二是勞動生産率低得驚人；三是虧損大得驚人；四是設備破壞得驚人；五是“鬍子工程”（久拖不決，久建不成）長是驚人；六是投資效益低得驚人。據統計，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入，“一五”時期爲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66年還是34.5元，十年後到1976年下降爲19.3元；商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⑦。

城市如此，農村的日子好過嗎？按陳雲後來幾年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說法，就可推知1976年時狀況，“9億多人口，80%在農村，革命勝利30年了還有要飯的^⑧。”確實如此，不僅種糧食的吃不上糧，在當時的農村，衆多的農民勞動一年後得到的現金“分紅”收入不過十幾塊錢。

在貧困中，人們開始對錢變得非常渴望，但又對這種東西如此的陌生。比如我，很想買一種非常好的彩筆，跑商店裏看過標價是“一角”。於是回家找出自己賣牙膏皮攢的9分錢就去了，被售貨員同志一通奚落，並懷疑我是故意乘亂逃脫一分錢，因爲我不知道一角該是10分。這時我已經上學了，而我無從得知這些，第一沒錢，第二沒人教過我怎樣算錢，第三是我父一位從沒摸過槍的少將參議“棚友”（“牛棚”之友，牛棚者，“牛鬼蛇神”集中教育之地）從小就跟我念叨所謂“九，數之極也”，所以我始終覺得9分就應該是分幣計值中的最大數，那就是一角。

但也有人的頭腦已經靈活過來，比如一位年輕老師不知通過什麽渠道，總能聯繫到非常便宜的“硌窩兒蛋”——蛋殼有破損，但又未漏，副食公司往往會把這樣的蛋在“內部”便宜處理，一般人是不會買到；還有爛蘋果，也是不全爛，剜掉不大的壞疤就非常好，這一般是果品公司“內部”便宜賣的，也不能輕易買到。這位老師，在當時就有這樣的本領，我們一些關係好的人家私下裏沒少借他的光，以至於後來他能爲整個學校聯繫來這樣的福利，“大革命”結束後他成了某地的教委領導。

更靈活的是江浙等地的一些農民，暗地裏開始幹些“投機倒把”的小買賣。沒人認爲這能賺大錢，他們自己開始也僅是爲了糊口，但他們成了日後第一批富起來的人。那時他們就是有了錢，也吃不上飯，因爲在城裏混，吃飯是要糧票的。於是就偷著倒糧票，這在當時抓住甚至會判刑。出奇的如“傻子”年廣久，他在後來說，1976年時他已賺下了100萬，這是他1992年春節寄瓜子寫信給鄧小平拜年時的話。雖然當中有跟他性格有關的“吹牛”的可能，但他確實靠在街道上炒瓜子不起眼的就掙到了不少錢。

1976年開始，另一項非常顯著的經濟活動在全民中展開，就是“蓋小房”。在之前的十年之中，全國住宅建設的投資大幅度下降，這造成了像我們家這樣的三代人甚至四五代人同居一室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在政治上似乎要歇一歇的當口，可以想辦法自已來解決這個矛盾。我家借著一面宿舍牆自己蓋了一間8平方米的小屋，父母帶我搬了進去，原先的房子老人住。蓋房的材料東挪西湊，有朋友扛來點“油氈紙”鋪屋頂。

王蒙有一篇小說，說的就是各家蓋小房的情景——“東菊所在的學校修建體育室，運來了大量的建築材料”。於是一位先知知覺帶頭，大夥跟上來，紛紛將建築材料化爲已有。開頭，這種“偷”雖然明目張膽，還是有某些節制某些分寸的：有人儘量挑一些半截磚，爛木板，各種下腳料，就是說將工地淘汰下來的東西往自家搬。漸漸的，有人肆無忌憚地打開開拆開工地上的各種保護阻攔，拿起最好的建築材料就往家裏走。當這樣的大膽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勸阻，告訴他們拿公家的東西去幹私活未免不妥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什麽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國家的！連命都屬於公家的！’他大聲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辭，理直氣壯，氣沖雲宵！^⑨”如此等等，確乎是當年全民蓋小房的場景。

（附樂：《田園.命運》交響樂 演奏：維也納皇家交響樂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