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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民主何以无法避免失败的终极命运?
泰国由于长达三年的“民主危机”以及对立双方包围国际机场、冲击国际会议(东盟峰会),而迅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更令全球不得其解的是,何以一个实行君主立宪77年的国家,到现在居然连起码的民主运作形式都难以稳定。77年间,就已经发生了21次军事政变,平均每三年半就发生一起,这还不包括街头运动形式的非选票“民间政变”,77年间,只有一位总理即三年来冲突的主角他信做满了任期,却最终仍然被军事政变推翻。
面对泰国民主乱象,许多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想尽办法为泰国解套。比如,竭力论证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泰国的失败,是其民主设计不完善的结果。有的虽然承认泰国的民主有问题,但却认为77年来,自己和自己比,泰国仍然有进步。更有极端者,把泰国民主的成功归于政府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对待包围机场和冲击国际会议的民众!而知道,这些本身都是非法的行动。而泰国民主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法治意识从上到下的淡薄,政府对此的不做为和无能为力居然也成了民主成功的证据。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防爆警察等国家机器也定会强力运作。今年伦敦G20峰会以及随后在法国举行的北约峰会,警、民双方不都是大打出手、飞血四溅吗?其实这些理由完全可以用到任何一个被认为失败的制度上去。就是中国的三年灾害,林彪不也是这种思路吗?(只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贯彻毛泽东路线)。
应该说,认真严肃的解剖泰国这个活生生的民主失败典型,老老实实承认民主并不是万能的,普世的,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小小的种子都有其生长的条件,更何况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可资印证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选在6月4日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演讲时就公开否认了民主的普世性。说来讽刺,别看泰国77年发生了21次军事政变,但催生泰国民主的却居然也是军事政变。看来军事政变做为手段,也不可片面否定。要知道葡萄牙的民主之路也是通过军事政变开启的。
1932年,一批青年军官和在法国留学、接受西方理念的青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了君主立宪体制。相对于1912年中国革命党(也是接受西方的理念)脱离实际凭着无畏的理想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来讲,泰国这批精英还是相当务实的。然而,即使并非激进的君主立宪,也仍然超越了泰国国情。在当时的泰国,大多数泰国民众还无法进入实际的政治生活,因此也还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强大政党来推动国家实行这一套制度。政党在泰国是一片空白,更重要的是没有产生政党的社会空间和基础。相反只有军队是唯一有组织的集团。结果,君主立宪虽然建立了,但却成了废纸一张,这和中华民国宪法《临时约法》是相同的命运(真正被打倒的只是满清权贵,旧官僚由于投向革命反而地位更加巩固)。于是获得政变果实的军队,就一直统治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脱离国情,应该是泰国民主失败的第一个教训。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泰国民主发展过程的转折点。由于经济发展,民众受教育程度和人数大为增加,仅大学生就已达到十多万。同时,城市中产阶级也开始出现。于是以大学生为主体掀起了一波民主高潮。在强大的压力下,军政府被迫还政于民,君主立宪这部宪法开始真正运作。然而,一直到今天,军事政变仍然是泰国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令人奇怪的是,泰国已然做到军队国家化,何以仍然发生军事政变?不错,泰国军队还政与民后,也确实不属于任何政党。尽管军队和泰王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不同的政党也有自己倾向性。然而和西方不同,泰国军队却走出了西方从未走出的路:军队“军队化”。过去军队属于国王,民主后,军队属于军队,自成体系了。这才是泰国屡屡发生军事政变的真正原因。民主化前,至少国王可以控制军队,军政权执政时,也可以约束自己的军队。然而,军队国家化后,在泰国的这种土壤中,产生的却是军队“军队化”,失去了任何制约的军队,自然会频频根据需要干预政治。至少,从现实层面来看,军队国家化、军队一党化和军队“军队化”,并不仅仅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还有怎样才能避免军队国家化却演变为军队“军队化”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军队一党化要优于军队“军队化”,特别是泰国的军队国家化演变成军队“军队化”的前车之鉴如何避免?这就是泰国民主失败的第二个教训。
泰国宪政制度建立后,却发现和制度的运行是两回事。决定一个制度成功与否的并不仅仅是制度本身,有是这个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特别重要的是要有妥协、宽容和愿赌服输的民族心里。大选出现争议,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可避免。2000年布什与戈尔之争就是一例。但在最高法院判决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支持他的政党和民众,都一致接受。如果再对比法国的宪政实践,就更为清楚。法国总统拥有任命总理的权力,而且不受制约,除此之外,他还可以解散议会。然而,如果在议会选举中,反对党占据多数席位,总统往往会任命反对党人士出任总理。无论左右政党都是如此。然而,为何这样做,宪法和制度都没有规定。全在总统一念之间。但在法国却就能够成为宪政传统。然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泰国就演变成红衫军和黄衫军的无休止的对抗。特别奇怪的是,对立都使用着同样的方式(应该是互相抄袭)、同样的口号(反独裁、反腐败)。而实际上双方的言行都是反民主的。而黄红两军对立双方背后的真正主角:国王、军队、城市有产阶级和以他信为集团更都是一丘之貉。国王和军队不尊重体制,崇信权威,他信也不遑多让。国王和军队贪污,他信也不例外。他信要求建立每区一精英学校,精英学校的电脑网络设施,都是他家族的企业在供应。政府扩大投资建设机场,但最终包给了他妻子的公司。而他信在官商不分条件下壮大的电信帝国,卖给新加坡政府获益19亿美元时,竟然引用鼓励个人在股市投资的免税 条款,不交给国家一分税金。他信的每一个政策,都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能有政绩、能有选票、能让家族获益。这就是泰国民主失败的第三个教训。然而对于泰国,还不仅如此。虽然政治和文化传统与民主不兼容,无法起到制度空白时可由传统与文化填补的作用,就是已经明确建立的起来的制度也被视为废纸。目前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主和法治相互配套,如同汽车的两边的车轮。然而,泰国虽然民主化了,但参与博弈的各个集团均以实用主义、投机主义对待民主。自己的人胜选就接受,反对派的人接受就反对。根本不接受民主制度下法制的约束,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所谓法律,都低于政治,而政治的目标,都是去维护某个人的权威。至于支持或反对的手段更是走向无政府主义。出奇的是,一旦这种乱象局面出现,最终也不是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授与的权力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平息,相反往往是军队介入或者干脆军事政变,才告终结。最近长达三年的黄、红对抗。数次出现总理府、议会被非法包围的情况,总理不得不跳窗而逃。最极端者则发展到非法占领国际机场、冲击国际会议。然而,选举出来的政府都无能为力,任其所为。这样的国家,也就真的是只有政变这一途。这就是泰国民主失败的第四个教训。
最后,泰国的民主发展到今天,之所以失败和走不出绝境中的循环往复,原因可以归纳为一点:实力原则与民主原则的对垒。所谓实力原则,是指国王、军队和中上层阶层掌握着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是实力派。民主原则的主体是广大的贫穷的农民。这两种原则对垒的结果却往是实力原则占上风。虽然选举时,民主原则可以获胜,但只要触动实力派的利益,就轻易被颠覆。这就是到今天为止泰国的民主写照。泰国民主要想成功,或者实力派放弃其利益,或者民主派与实力派同流合污,或者尽可能照顾实力派的利益。但这在泰国都是不可能的,缺乏实施的条件。农民本来就一无所有,就是希望通过民主的方式分享实力派的资源和利益。而实力派则不仅要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还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双方目的相同,手段不同,矛盾根本无可调和。这就决定了泰国民主必然失败的终极命运。
然而,泰国未来究竟在哪里?为何成了现在专制不得,民主也不得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民主早已被西方推上神坛,无论民主如何失败,只要人们还能生存下去,也不会被否认,被抛弃。这是民主最为恐怖的地方。实际上,一个制度是否可行,三十年足已。中国抛弃苏联模式不过二十九年,就是东欧集团抛弃苏联模式不过四十年。而且一旦被抛弃,也极少有人会再想重来。然而,一旦一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则极难被放弃。这是民主最大的负作用。就是一个国家侥幸放弃了,也经常阴魂不散,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但被轻易或选择性遗忘,反而不断被后来人所招魂。从历史上看,只有当民主制度把一个国家带到毁灭性的地步时,民主才会被抛弃。无论是中华民国、俄罗斯最民主的叶利钦十年,都是如此。而当年法西斯只所以能够登上德国历史舞台,也与魏玛共和国把德国带到毁灭性境地有关。法西斯上台时,选民其实是抱着换换看、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对之并不抱多大希望。当时的通货膨胀之高已使得马克成为废纸,失业人口五百万。而一战时的对手还在逼迫德国偿还战争赔款。面对存亡一刻,魏玛共和国却束手无力。此时的德国不是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是已经崩溃。然而,法西斯上台后,仅仅半年,五百万失业人口降至五十万,通货膨胀神奇般的消失。这时,一向以理性著称的德国社会各界才掀起对法西斯的狂热般的崇拜,甘心情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法西斯。如果以后的德国能够象其他法西斯政权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其在历史上的命运会皆然不同。也有可能象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成为西方对抗共产主义的盟国,甚至也有可能象葡萄牙一样加入北约。 可以说,任何制度一旦出现问题,会相对容易的被一个国家所抛弃,而民主则相反,除非处于生死绝境,否则仍然会对民主顶礼膜拜。这就是泰国民主给我们最后的教训。从这个角度讲,民主“中华民国化”,虽然是中国的历史大不幸,却也是中国的万幸。之所以是大不幸,原因在于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国家分裂(不仅仅是外蒙古独立和对西藏失去直接控制,而是整个民国时期国家都没有统一过。号称统一的民国政府仅能够从五省收税);从头至尾连绵不绝的军阀混乱、内战、外战,仅一个抗日战争就付出五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国家贫弱达到历史顶点(中国经济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被印度超出)。但之所以是中国的万幸,则在于这场毁灭性、灾难性的后果,使得中国避免了今日泰国的局面。不仅如此,每当有人想重拾中华民国,其惨痛的一幕往往会首先浮现在中国人眼前。这就是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不多的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走出一条真正自己成功道路的历史远因。虽然现在两岸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给予中华民国极高的评价,然而海外特别是西方的学者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是上一场失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散尼尔•佩弗(Nathaniel Petter)则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 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附:什么是民主原教旨主义。
1、认为民主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美国学者福山)。
2、认为民主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尽管现实和西方从学者如享廷顿、科恩以及总统奥巴马都公开否认,仍然不改其崇拜。
3、把民主做为奋斗的目标而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
4、无视民主在全球范围的水土不服和问题,竭力为其掩盖。主要手法如下:一是认为不是民主的错,是所在国的错或者是民主不够充分造成的。二是认为时间还太短,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挥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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