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谦与袁隆平，到底谁的贡献大？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人比人气死人”的典型案例

文/汪华斌

我写了一篇《我们社会收入与贡献比也两极分化》的文章，有的网友说不能这么比；应该是收入等于贡献。也就是说，收入水平高的肯定是贡献大的；反之那些收入水平低的，肯定是贡献差的。这种思想的确是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想，我们现在就是以收入水平高低来确定贡献的。我们社会谁的收入水平最高，肯定是领导；所以我们社会现在是领导贡献最大。然而横向如何比较，刘谦和袁隆平他们是谁的贡献大呢；如果论收入，百分之百是刘谦，难道真的刘谦就比袁隆平的贡献大吗。

有人说他们不是一个领域，基本没有可比性；所以市场经济是用自己的价值决定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产生高效益的人才能有高的收入。按照这个原则，刘谦的收入应该是他自己创造的价值部分；而袁隆平的收入也是他创造的价值部分。然而这两个人都不是这样的，刘谦是中央电视台请来的；所以全国各地电视台争先恐后地请。袁隆平是院士，固定的收入和丰厚的待遇；所以没有贡献也是生活无忧。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国情，计划分配依然是决定收入的主要途径。

然而刘谦与袁隆平比，也有能比较的地方；如我的一个魔术师的朋友告诉我，说大陆比刘谦强的魔术师比比皆是；但收入超过刘谦的肯定没有。这是为什么，因为刘谦的台湾身份决定了他的天价收入。而与袁隆平相同的研究所长也举不胜举，但能创造国内外公认成果的研究所长却只有袁隆平一人。一个天下无二的人与一个天下比比皆是的人，他们的比较应该是清楚的；然而却在收入上依然是不可知的，因为袁隆平的收入远远低于刘谦。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大陆的收入与贡献无关；而是贡献以外的因素起作用。

如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港台明星来大陆演出，可出场费都要几百万元；可实际他们很多演出下来的总收入也没有几百万。为什么这些没有创造价值的人，而能拿到高于自己价值的收入呢；因为我们有全民所有制的资产进行补偿，所以我们计划分配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如我们的公务员收入就是计划出来的，再如我们国企高管的收入也是计划出来的；就连我们这些境内外的明星们收入越来越高，也是得益于我们社会计划分配的原则。相反倒是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却市场经济了，你会赚钱就有钱；你赚不到钱，也没有人计划分配给你。为什么我们社会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就因为我们社会对老百姓是市场原则；结果全民所有制的利益与老百姓无关了。再加上我们是众多的老百姓保护一个明星或官员，所以这些人的利益才能飞跃；看我们社会的富人超过西方国家，就知道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如我们老百姓很多并不是自己要用高价票去看他们的演出，而是作为政治任务安排老百姓参加的。所以我们社会里很多明星红火，实际是政治泡沫的产物；因为市场原则与他们没有关系。就如同刘谦，他为什么不能到美国去创造财富；而只有大陆才有巨额财富等待他。还是这个原则，美国市场经济的风险自己承担；而有特色的中国市场经济，是能保障他的暴利。

同样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而我们却是领导经济或者说是权力经济；看我们给腐败分子送礼后，我们得到的效益就是送礼的百倍以上。为什么，因为效益是全民所有制的；而礼却是自己的，所以我们社会送礼就有回报。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很多没有任何优势条件的人成功了；因为他（她）因为有关系而成功的。我们现在全社会鼓励大学生创业，可成功者却是寥寥无几；为什么，大学生的关系资源决定了它难成功。因为我们社会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贡献的问题；而是能力与贡献外的因素，这就是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也是两极分化不公平的原因。

我们中国人现在到处是按职位拿钱，可实际是这职位任何人都能胜任；因为我们现在的领导职位主要就是吃喝玩乐，其它的还真没有任何需要能力的行为。所以老百姓对领导的高收入不服气，是因为我比你还强的现实能让人服气吗。然而我们中国人只能认命，因为我们这些职位的领导别的不行；但打击报复却是国际一流的。如果你敢与领导叫板的话，领导砸你的饭碗是相当容易的事；我们社会一些有能力的人为何沦为社会的贫困者，就因为没有顺从领导而与领导叫板的原因。

袁隆平比刘谦不服气，袁隆平比别的研究所长同样还是不服气；因为别人没有贡献，照样也是院士和高水平的待遇。老百姓更不服气，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任何老百姓都比领导强的社会；但领导就是比老百姓的收入高，而且高的离谱；所以老百姓能服气吗。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不得不服的社会，因为我们的分配权掌握在领导的手上；领导想给你金山，立马金山就到你的手了；领导要你一无所有，你立刻就能成为穷光蛋。所以我们社会是不能比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