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然而，如此漫长的历史却没有生长出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这是为什么？是我们中华民族天生劣等，不适合民主制度？还是我们文明成熟过早，扼杀了民主基因？

真正原因也许应当从我们民族的生产方式找起。中华文明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农耕文明或者说是黄色文明的发展史，农耕文化造就了中国民族特有的特质。而西方文明则是建立在海洋或者说兰色文化的基础上。可以说农耕文化造就了人类文明，而海洋文化则使人类文明开始了腾飞。那么，这两种文明都有那些差异呢？

   首先是农耕文明的封闭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只要一个人，或者在加上一头驴就能完成从耕作到收获的全部，这也是人类生活开端，也正是这种一个人的文明，才开始使人类向现代文明一步一步走过来。但这种结果，从开始就排斥它人的介入，尽管在原始社会有着母系社会的集体劳作，但其结果总是向着家庭与个体方向发展，其原因就是，自己基本能够保证自我的生存，他人的介入则意味着自己的获得受到干扰、况且这种农耕所得具有有限性．这种文化进入21世纪，就形成了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加一台机器的农业发展的特色。而对于海洋文明来讲，兰色则意味着扩张与掠夺。依靠海洋生存相比较要比依靠土地艰难得多，这也是18世纪以前中国文化走在世界前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要生存，必须走向海洋，而进入海洋从中收获则不能单靠自我的力量与体魄，更重要则是依靠工具与合作，这就造成了他们对集体、工具的依靠。同时生存也使得他们必须要有强盗精神与不断创新的思想，去寻找机会、去发现“新大陆”、去战胜对手，于是也就有了竟争，战船发展了、武器发展了，工业文明应运而生，想主宰世界的思想也就形成了。

   其次，是它的保守性。中国的四大发明无一不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推动了农业与文明的发展。但农业的发展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工业发展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不能等同，前者只要存在就能生存，而后者则大不一样，技术不发展不创新你就要出局、被他人替代、就无法生存，换句话来讲，工业文明的产生就是在竟争中孕育，海岛的资源是一定的，他们必须走向海洋，但只有有了技术、有了力量才能走向海洋深处、才能发现更多的大陆，只有有了先进的武器才能战胜对手，使发现的大陆归已所有，才能占居资源。中国的造船业也曾经辉煌，因为它要走出去，但要寻找不是生存空间，而是想使自己“永生”的良药，或者是逃避。而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必须，也不是竟争与扩张。也就是说这种发展不是需要，也就没有动力。海洋、工业文明活动或者说兰色文明同是农耕文明则完成不同。发展与走向海洋是他的生存必须，没有这种创新与冒险就不能生存。没有航船、没有导向、没有桅帆，海洋就无法穿越，怎么办？只有相互配合合作，造机器，你自己不能去炼铁、你自己不能去做橡胶、你自己不能去采煤，只能互相合作，也就造就了合作与团体。同样他们也拿过中国的指南针为他们指引方向，拿过中国的火药去为他们战胜对手。而农耕则只能用指南针为自己看看天象、风水，用火药为自己玩礼花，庆祝自己的丰衣足食。

    最后是它的有限性。农业的决定作用是土地，而土地的产出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农耕文明的就局限在土地上的有限；同样，农耕文化的方式、方法、产出、收获也就有了它的“边界”，就是农业发展“有尽”，看一看当代几十年农业的发展就能发现，技术可以使农业突飞猛进，但不能永远增产，很容易达到“极限”，而且难以再有大发展，就水稻而言，我国凭杂交技术从几百斤到了１０００公斤，可以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要达到几千公斤，难度可能是巨大。工业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工业文明发展的开拓性与上升性特点。从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发明，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火车从蒸汽机到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电力机车，更有磁悬浮机车；汽车从发明到现在，从没有停止过它的发展，到现在看不出有最好的汽车，因为它每天都在推陈出新，飞机上天，结束了只有鸟才能飞翔的历史，潜艇的发明终结了只有鱼才能海洋中自由的权力，电子技术与互联网的出现，使人类关系日趋紧密，而现在生物技术的发展，又使人类“创造生物”日趋可能。工业文明在这种无限的拓延中，向着求知的方向不断发展，谁也不知道它的“产量”会在什么时间终结。

这两种文明所以有这些不同，其关键就在于它们载体的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农耕文明因为匍匐在大地上，自给自足造，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自然造成了这种文明中的保守、和平、中庸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文明心理。也是因为这种自给自足的特点，使得农耕文明的人们在交易方面的需要非常薄弱，因而，与此相适宜的商业信誉及契约文化也就失去了诞生的土壤。 而海洋民族，凭借舟楫“四海为家”的特点决定了他的流动性和侵略性，居住在海洋边的人总是得向大海不断地求取，于是造就了他们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海洋边的信息发达，于是造就了他们的多变性和包容性；从大海里索取的食物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形式交换的，商品经济极为发达；海洋连接着整个世界，是一个比大陆更为自由和无界限的世界，这是海洋文明的广阔性和不稳定性。更重要的也许是因为航海需要而带来的工商社会所比不可少的契约文化，协商文化和民主架构。这理由很简单：在大海上航行，需要船上的所有人同舟共济，以诚相待，用互相协商的形式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通过彼此利益交换达到双赢结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被看作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性文件《五月花号公约》的诞生过程看个究竟。

1620年8月1日，一大群清教徒（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从德尔夫特、哈勒夫特等地远道赶来英国的普利茅斯港。他们明天将搭乘“五月花”号帆船到新大陆去冒险。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航行，眼看快要到美洲了，船上一名叫威廉•布雷德福特的男子发起倡议：为了今后我们齐心协力建设共同新家园，我们应该订立一个共同的契约。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在1620年11月11日，船上仅存的四十一名成年男子一起商定了今后共同遵守的自治纲领，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公约如下：“以上帝的名义•阿门。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国王和基督信仰和荣誉的增进，我们漂洋过海，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结盟：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建立一个文明政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要随时制定、拟定和设计那种公认最合适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我们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接下来是四十一名男子的签名。这个公约的意义在于：用文字形式确立了在上帝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同时制定了利益均沾，通过民主协商和契约形式来调整关系，达到双赢基本社会构架。也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公约后来成为美国建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也是以后无数自治公约的第一个，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社会成员遵守的共同模式。这个公约是教会盟约形式的民主协议，表明了移民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以及希望政府来源于人民之中的愿望。它对以后的《独立宣言》甚至美国宪法都有重大影响。

要之，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而改变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根本方法也在于更新其生产方式经济基础——这就也就文明国家经济改革走在政治改革前面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深信：随着我国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日益现代化，社会制度的彻底转型也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