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问题似乎是越来越多，而且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对比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有专家找出了问题的根本之所在——政治挂帅，没有实行校长负责制。

是啊，中国社会何止教育是政治挂帅，哪个领域不是？这在许多领域束缚了行业和专业的发展，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本人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时间，就对教育行业内部矛盾的了解而言，问题相当大的部分确实是出自于“政治挂帅”，但专家开出的“校长负责制”果真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良方？未必！

校长负责制多少让人想起国企改革前专家们提出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把权力下放到厂长经理们的手里，问题就会解决了。结果怎么样呢？权力是到了厂长经理们的手里了，除了几家大型国有企业，许多的国企在改革浪潮中渐渐成了决定企业命运的官员谋私的工具和厂长经理的私有企业。国企改革依然困难重重。郎咸平教授指出，国企改革困难重重的根本并不在于权力是不是在厂长经理的手中，而在于他们有没有“信托责任”。

当然，本文并不是专门讨论国企改革问题的。就学校而言，实行校长负责制就一定能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吗？是不是还是国企改革的老路？

本人觉得校长负责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本质完全一致。

其一，大家都有理由相信现在的许多校长更多地是教育官僚而不是教育专家。他们习惯的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本着教育或管理规律解决问题。习惯的是运用权力分配教育资源、巩固自身的官僚地位，把升学率、就业率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明里暗里的考核指标作为职务升迁的台阶。

其二，与国企老总们一样，学校交给校长了，谁来监督校长？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依然是虚的，因为校长负责制嘛，你不能“捆住校长们的手脚”。但从现在高校、中小学校长一有机会就搞基建，使得大中小学校普遍债务缠身的事实可知，权力如此下给校长的下一步必定和国企改革一样，学校如同校长们的自家菜园，问题也似乎到了“只有完全私有化才能解决”的地步。

其三，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本在于教育平等、教育民主的缺乏。学校应该有别于官场和商场，而真正成为象牙塔，让教育平等和教育民主成为学校生活的基石，而不是让学生成为权力和物质利益交换的工具。而现在的校长们不可能带着教育行政化的枷锁跳起教育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舞步。而信托责任的缺失使得即使失去教育行政化这样的枷锁，教育平等和教育民主恐怕也还是无法实现。从多年以来一直有教育官员转任一些私立学校、公办民助校和校中校负责人的情况来看，实质上的独立性有了，但是对教育问题的解决基本没有起作用。

如何来做呢？

首先，应该先把“各级各类”学校的行政级别取消。也不可像有些省份，不分“国家重点”、“省（市、自治区）重点”、“市（地区）重点”了，再搞一套星级学校，就像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些评审，教育主管部门的合法性就无法体现；更似乎没有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教师就不会教学了一般。有时候我在想，叶圣陶先生若是生在现今，是不是此生就永远是小学教师，还要常常带学生到野外活动而因为不重视安全而被解除教师资格。

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转变职能，组建专家委员会，从教育和教学的角度对学校教育进行督察；参与各学校的教师业务能力认定和业绩评审工作。同时，建立真正的家长委员会制度，也把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渗透到教育教学中。那么从教师、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包括学生及家长）三方建立新型关系，让教育从业人员、学校与政府、受教育群体三方受益。具有完全社会“法人”地位的学校，直接对社会负责，走在遵循教育规律和赢得社会认同等多方要求结成的钢丝之上，真正的自我约束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第三，建立“校园法”，对学校的行为及学校内教师、学生的行为提出法律的要求，把学校管理纳入法制轨道，而不只是校纪校规等纪律性要求。

第四，在一系列管理制度化的同时，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责教师的最基本物质和社会保障，同时在竞争的前提下，允许各学校管理层按自身的实际需求，向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企事业团体寻求更多的物质支持。同时强化各学校的会计制度的透明性，置学校于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之下，让教育教学的物质和资金真正用于教育教学和提高教职员工的福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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