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教授反腐高招——合理待遇，让人不必腐败 作者：逢君恶

报载，曾参加《中共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央党校教授陈述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建立健全了监督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监督法规及相关文件。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陈述表示，普通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其实中共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有效的监督制度，如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和撤换以及审计和申报制度，等等”。

但他紧接着又坦言，党内监督目前还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等尴尬局面。

六个排比句，“太远，太险，太难，太软，太短，太晚”，有点象赵本山小品里的顺口溜，要是拿赵本山的调儿念起来，肯定能把人逗乐。唉，诚如先生所言，党内监督充满艰难险阻，还侈谈什么“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有效的监督制度”，这不是自相矛盾嘛。

上级监督太远——我就不明白，互联网时代，地球都一个村了，总书记都成了网民了，网民可以给他和政治局的领导留言了，各级政府网站也都设市长信箱什么的了，还存在天高皇帝远，闭目塞听的问题吗？

下级监督太险——当然是怕打击报复，得罪不起，这是在攻击我党内缺乏民主啊。

同级监督太难——言外之意，老好人太多，或党内官官相护，集体腐败，都成一条藤了，不能指望一个人自己左右互搏。这是对党员整体素质的否定。

纪委监督太软——不对，不是软。省、市纪委书记都是省长、市长选拔的人，监督他们？有个风吹草动，给他们通风报信还差不多。这个局那个局的，都有纪检监察部门，可不都归局长领导？怎么可能发挥监督作用。

组织监督太短——这句让人费解。是说时间上，八小时之外，或组织活动外没法监督，还是说空间上鞭长莫及？不管指的哪种，提不提都没有意义，除非你学法西斯，成立专门特务机构，布置暗探，专门针对各级领导，四处盯梢。

法律监督太晚——这句不通。法律和监督怎么能扯到一起，犯法了就法办，没犯法，你法律奈人家何，有你监督的权利么。

教授最后表示，在反腐败问题上，“要加强教育、让人不想腐败；加强监督、让人不能腐败，完善制度、让人不敢腐败，合理待遇、让人不必腐败”。我们逐句分析一下：

——加强教育、让人不想腐败。请问陈教授，从世纪初的三讲，先进性教育，到胡锦涛同志执政以来，这些年哪年放松教育了？不是一直在强调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吗？处级以上干部，可没少组织封闭学习，搞廉政教育啊，怎么反倒越来越多的人越学越坏了呐？我们究竟该如何加强教育？

——加强监督、让人不能腐败。问题是怎么加强。照教授的提法，党内监督“太远，太险，太难，太软，太短，太晚”，简直寸步难行，基础这么差，还加强什么耶。先让监督有可操作性，再谈加强吧。

——完善制度、让人不敢腐败。三十年来，我们的制度不是一直在完善吗？何时是个头儿？越完善，腐败分子反而越多，到现在弄得反腐都“太艰”“太险”了，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制度存在致命伤？与其说“完善”，我看还不如说要“改进”，或者温和点说，“改善”，更实事求是些。

——合理待遇，让人不必腐败。这句话可真雷倒老夫了，简直不敢相信它出自堂堂中央党校教授之口。这，这不是公然为腐败分子开脱吗？潜台词是，因为待遇不合理，一些人才不得不腐败。天，我真不知道党对皮黔生、许宗衡、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们哪儿待遇不合理了，还有什么不知足，还想怎样？

“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要老夫讲，就一句话：“不敢发动群众，所以一筹莫展”。

点评：逢君恶这老夫既如此，那作为逢君善的小我，夫复何言？只能也论腐败：“你腐败，我放心”，驳斥看法大于宪法，反腐主体牵涉社会法律，并大声疾呼，和珅不是“贪官”，而是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

一段题外话

十多年前读到社会学家郑也夫的“社会生态学的腐败与社会转轨期的腐败”（《战略与管理》1994.3.）。这篇文章,着实让人大开眼界。郑先生说：“腐败是低效率的社会机器的润滑剂，腐败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当年的知青们还会记得办返城手续时如何行贿，又如何在过后大骂受贿官员。如果政策不变，官员都廉洁奉公、毫不通融，恐怕知青们一定会更加失望。因此可以说最坏的不是腐败，最坏的是不得人心、又僵化刻板毫不变通的政策。腐败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它有时可以腐蚀掉这种政策。”经郑先生一番点拨，我们这些过来人终于明白，我们是用我们自己都羞于言及的“腐败”手段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举一反三，有多少不享有权力资源的人们，如民间企业家、工人、农民、学生等等，竟是以腐蚀那僵化刻板、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命运！感谢“腐败”！

郑先生文章中还写道：“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很多行贿的举动带有消极反抗的意味。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社会冲突会更尖锐，当年知青的情况可算一个例证。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群体可能走向公然背离现行政策、现行体制的道路。……我们可以说，腐败与改良一样，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其手段是，腐败与改良共同成为了革命的替代物。”腐败对维持社会的稳定、祥和与发展功莫大焉，我们不由得在心底喊一声：“腐败万岁！”腐败问题的善善恶恶，不用说是三七开、哪怕是一九开，依古训总不能因善小而不为吧！更何况腐败之善莫大焉。由此我便想到，当前的反腐，我们应该是用缚鸡之力还是用缚牛之力？

由此及彼，我想起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蹲大狱期间曾说过，他在广西任职期间的腐败，至少有部分是为了广西的发展。我敢断言成克杰以及他的辩护律师没有拜读郑先生的文章，如果对簿公堂时引用郑先生的“（腐败）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腐败是维持社会机器运转的润滑机等等”这类辩辞，说不定会有个“刀下留人”的转机。况，当政者创造或杀掉腐败的和绅，既可以借其搜刮巨额财富，又可以赢得万民的拥戴，何乐而不为呢？

由此反推历史，许多不甚了了的事情也会令人豁然开朗。如康熙曾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东华录》康熙34年）按“新思维”解读，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取一分火耗的好官是作小贡献，取十分火耗的贪官则是作了大贡献；因此康熙又说：“今年所拟秋决，贪官甚多，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清圣祖圣训》卷28）这难道不是很合逻辑的吗?.

因此，在腐败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社会心理学家可能与伦理学、法学家不尽相同，他们的否定可能更多，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社会学心理学家我所崇敬也，伦理学家、法学家亦我所崇敬也。他们各说各话，却又句句在理；假若他们意见相左，不知该听谁的？如果兼听，势必尴尬。遥想当年贾政放了江西粮道的外任，一心想做好官，严禁折收粮米、勒索乡民。弄得长随聚齐告假、跟班也不听话；乡民亦不信任，却说道：“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的越厉害，越是想钱的法儿！”（《红楼梦》第99回）这种心理逆反、这种尴尬难堪，时至今日恐怕也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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