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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是精英,但是否精英一定能找到
好工,得到合理報酬? 資料圖片
洪巧俊
大學生就業是當今的熱門話題。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532萬人,全國平均就業率為70%。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新高——達到610萬人,還有100多萬歷年沒有就業的大學生,加之金融危機導致部分企業發展受阻,求職人數的激增、經濟增長的放緩,使今年全國應屆畢業生在就業問題上面臨不同以往的難題。中國社會調查所5月份在上海、北京、深圳、西安等地抽取1000位應屆大學畢業生進行調查顯示,到目前為止,2009年大學生就業率整體為35.6%(2009年6月2日《長沙晚報》)。一位仍然沒有找到工作的大學生對我說,她班裡有同學不僅找到了工作,而且找到薪酬豐厚的好工作。她告訴我,她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至今沒找到工作,原因是她來自鄉村人家來自城市,還有一個好爸爸。
差距就在一個「爸爸」
回到生我養我的村莊,串門去鄰居,老哥問我一年拿多少工資,我說五六萬吧,老哥的眼光忽然亮了起來,他告訴我,他兒子去年大學畢業每月才拿1500元,一年也不到2萬元,是不是以後可以拿我這麼多。我說,說不定以後比我還多呢。老哥笑說,對於他這樣祖祖輩輩種田的孩子,能找到工作也就不錯。「我是忙得早不見床腳,晚不見盤(飯桌)腳,天天如此,一年到頭也只能賺個2000元。」其實老哥哪裡知道,在城市裡每月拿個一二千元,生活卻是十分艱難的,租房、吃飯、加上水電、車旅、生活必需品等費用,要節省幾塊餘錢也難。有的時候人是無法比的,我沒有告訴他,深發展董事長和平安保險首席金融業務執行官的年薪都是1500多萬元,因為我怕嚇倒了老哥。
我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參加工作的,應該說,那時教育還可以促進社會公平,大學畢業後,農民的兒子和當官的兒子單位可能有所差別,但工資待遇還沒有什麼差別,農民的兒子只要有真本領,也能進好單位工作,比如縣委機關。我這個只有高中文憑的農民兒子,就是憑發表的文章進縣委機關工作的,之後還當上了縣委部門負責人。如果是現在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就是有大學文憑,沒有背景和關係也不能考上公務員。村裡有兩位大學生,一位三次考公務員,筆試都是第一名,但最後都沒有錄取,而另外一位只考了一次,筆試是第三名,卻錄取了。村裡人誰都心知肚明:前者既沒背景又沒有關係,後者則有一位當副鄉長的爸爸。
《鳳凰周刊》刊登了「國有企業高管2008年薪酬不完全排行榜」,年薪103.64萬元的是88名,也是最後一名,第一名是1598萬元,前10名總額是10323.92萬元,平均每人超過1000萬元。這些高管中的確有不少精英,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精英。一位國企女董事長說,她靠的是自己的拚搏努力,才有今天的。結果引來網友噴口水:「你沒有一個好爸爸,能有今天?」「我的能力決不會比你差,差的只是一個好爸爸」……因為網友都知道她爸爸是位高官。我不知道那些拿百萬千萬薪酬的高管又有多少是高幹子女,難道他們都有經營管理的本領?
知識改變命運的年代
有一個成語叫做「窺一斑可見全豹」,以我村大學生「滑轆轤」的變遷,可看到中國鄉村大學生幾十年來的風雨歷程。我是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的,但真正能看風雲變化,感世事滄桑,還是七十年代。所以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來寫我們村裡的大學生,比較理性和客觀。
七十年代初期,那是還沒有恢復高考制度,嚴格來說,我們村裡人還沒有一個人是大學生。村裡人沒有考上大學,並不是村裡就沒有大學生,有一個從城市裡下放到村裡的大學生,卻是受貧下中農監督和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每次開批鬥會,他就和村裡的地富反壞右們站在一起。他戴一副眼鏡,有一次隊長讓他去挑秧,在田埂上摔了一跤,眼鏡掉在水田裡,他就像一個瞎子到處亂摸,在旁的村裡人都在笑,有的還笑得前仰後合,唯有那位長得美麗善良、辮子粗又長的「小芳」,走過去幫他拾起眼鏡。
後來這位「小芳」要嫁給這位反革命分子,嫁一個「馱犁,犁又重;馱耙,耙又重;馱燈芯又無功的人」,每天拿的工分跟女人差不多,豈能養家餬口?一個女人要跟他,享福沒有,受累倒是,再說嫁給一個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家屬,生的孩子也是小反革命。「小芳」的父母是竭力阻止,用繩子捆綁住她,不准她去約會。只有那位在大隊當幹部的叔叔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小芳的父母每次找他,要他把這反革命分子攆走,他就總是說那句話:「生米煮成了熟飯,你們就不要把孩子逼上絕路。」據說,「小芳」和反革命大學生拿的結婚書都是這位叔叔批准的。
1977年,我國恢復了高考,「小芳」已是兩個小反革命崽子(村裡人語)的母親,卻在複習功課,準備迎考,沒想到這個初中還沒畢業的「小芳」,卻考取了全國重點大學,成了我們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村裡人又說,「小芳」又沒有「後眼睛」(鄉語,意預測的能力),咋就知道會恢復高考?不過「小芳」愛反革命大學生,是傾慕他的知識,他輔導了「小芳」這一點是肯定的,要不然一個初中還沒畢業的人要考取全國重點大學是很難很難的。走的時候「小芳」左手提一個「蛇皮袋」(化肥袋),右手牽丈夫的手,還是反革命的丈夫背一床棉皮。幾年之後,這個反革命分子平反了,回城市去了,兩個孩子也進城了,和他們的媽媽生活一起。村裡的第二個大學生是「小芳」的弟弟,當「小芳」和那個「反革命」坐小車來吃弟弟上大學的喜酒時,村裡人似乎明白了,讀書就能當官坐小車,讓人刮目相看,於是村裡人紛紛找到「小芳」,要求她和丈夫傳些經驗給他們的孩子。「小芳」帶來了很多書和複習資料。
從此,村裡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學。不過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那時大學畢業不愁沒工作,就連那些中等生畢業後,一個個都能找到好工作。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了,進機關當幹部就更難了。這個時候我在縣委部門擔任負責人,每年的分配工作之前,就有親朋好友、鄉里鄉親找上門來,請求幫助他們的孩子找工作。如果是計委、人事部門的負責人,那肯定好辦些,可自己又不是,所以要幫還得找關係,但人家求上門來了,還得硬頭皮去找人。有的雖然跑得很辛苦,但最後總能搞定。有的在縣機關,有的在鄉鎮政府,總之還能有個工作,當個幹部。那時的大學畢業生都能有一份工作,只是沒有背景和關係的人就當不上幹部。
離開家鄉10年,村裡考上大學的人數更多了,但當幹部的人是越來越少,就是我還在縣委部門任職,恐怕也幫不上忙了,因為現在不是分配,而是考,如今考公務員的人太多了,有時一個職位幾百人去考,你有關係,別人的關係比你更硬。父親說,從你去沿海工作後,村裡考取了大學生幾十名,當幹部就一人,因為他的姨媽在縣委當辦公室主任。父親跟我說,那個叫勇俊的孩子你還記得嗎?當然記得,小的時候機靈,又會讀書,總是考全年級第一。父親說,你能不能幫幫他,找家好企業讓他的工資高些,他在一家企業工作,工資不到2000元錢,城裡找不到姑娘,春節回家時想找個鄉村姑娘,有人介紹鄰村一位做裁縫的姑娘,對方提出彩禮要8萬元錢,他的父母咬牙答應了,決定借錢把這個媳婦娶回家,可最後這位姑娘說,一個大學畢業生賺的錢還沒她多,要是失業了,種田又不會,粗活累活又不能幹,怎麼能養家餬口?不嫁!
聽了父親的話,驚愕,心裡是一種苦澀。然後是喟歎:這是鄉村大學生的滑轆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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