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维模式、后当代现象

经典苏联的政治路线是斯大林政治意志的指令形式，干部组织系统是斯大林的手脚与工具，而整个苏联社会与苏联人，是斯大林思想意志之社会化加工的场地与作业平台，这一切的最终目标则是斯大林本人对苏联生存加以制作炮制的计划。

苏联社会简单地只是按照斯大林头脑里杜撰与想象的模型，被控制塑造的一部社会机器。这就是斯大林计划社会主义，在哲学上的简单机械化作业的全部流程。斯大林实际上是把他个人当作由他控制的苏联社会主义世界的苏联上帝，统治一切。

这种计划模式正是斯大林式的所有社会主义在思维、行为、文化、政治、经济综合模式上的标准形式，从组织到政策，全部贯穿在斯大林式的所有社会主义思想与政治体制的一切方面，非常标准地给一切谋求个人独裁与专制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最简单有效的统治方式。

这种方式不会自行解体，即使在无法运转的情况下，该体制宁愿只寻找消灭影响运转效果的局部工具与组织或同志的血腥方式力图重新开始，也决不会自愿改变与放弃。

中国的改革对此找到了另一种把斯大林式的计划传统转变为能让权利在组织上分散化与阶层专业化分工替代的方式，等于对历史进行了另类深度回顾与重温。

它的价值对相关体制的延续至关重要，为此而总结的种种领袖式命题，因此而无不具有非常典型的权威意义上的阶段标志性。

在继承权利的同时，这些标志也必须作为不可或缺的文化定义而叠加在有特色的历史备忘之中被按序排列。中国人的想象力，在无论何等不可思议的问题上，都能找到最有特色的标准答案。

斯大林是在政治权力、地位、经济特权三位一体的情景下实施统治，而改革后的中国则把这一切分开，又进行了阶层化重组。虽然只限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和斯大林已不是一会事。

社会哲学历程意义上的当代模型实际上很简单，简单地足以让所有人，都能把几十年前世界早已经解决了的所有老问题，都找来再一次郑重地当作刚刚发现的新问题，无至尽地论述下去。

精英学者们在一种集体的文化封闭的自我陶醉中，因此可以把一切过时的命题，当作关于未来的高级使命而充满激情地永远争吵不休，他们正要在这种争吵中，才能寻找到各自分工的地位、报酬与来自名人效应的无休无止的快感。

精英，正要如此成为精英，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也不可能知道除了这些事，他们还能干什么。

不少精英都是美国与欧洲人的学生，他们回国后找到的位置，也是在世界分工中最适合他们这种人的位置。

权利用分配财富与待遇的方式，尽量把自己的需求变成社会的最高需求推销给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的声音等于社会被模拟的声音，他们在替代民众命运的决策配角里，也尽量在叱咤风云。

生存就是如此被排练、演习与导演出来的一种有社会特色的哲学“实践”。能分到什么，能得到什么都有剧本，谁也别想逃过剧本与导演的安排，包括很有特色的各种边缘者与无辜的“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