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安徽去了几天，在九华山听听和尚的晨钟暮鼓，别有一番感受。但暂不说这个，先谈谈在安徽的另一个感受。

在安徽期间，有朋友想鼓捣点与侨有关的事情，据说此前与王三运省长见面谈了，得到支持，这次就到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去和主管副主任黄英女士洽商具体落实事项，要笔者去听听，让笔者挑挑刺。笔者常常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直言不讳，居然还受到一些人的喜欢。

他们谈的事情笔者实在没有兴趣，而且内容也没有什么挑刺的，听了几句就借故起身，在走廊上边抽烟边在各个办公室内外打量着，想对这个内地厅级部门挑刺。

这里的公务员倒没有上班打游戏的，也没有上网聊天的，居然都是正经忙碌着份内事情。见到笔者也很客气地微笑点头。

笔者最后，终于给安徽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挑到了“刺”：这个厅级部门太贫穷。

后来主人让笔者讲话，笔者想既然来了，也就发言说说。笔者说，我不谈你们的政事，只说说自己对你们的观感。首先，女主任很年轻、很美丽也很热情，业务精湛思想敏锐；其次，郑处长老辣周到，特别是给我倒茶很殷勤，表示感谢，但酒量太差；最主要的，是你们比较穷，请我们吃饭，居然将吃剩下的菜，黄英女士还要交代科长打包回去。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你们的办公设备比如电脑、通讯工具很先进，那些走廊和角落的花树也很招人喜欢，但办公室就寒酸了，桌子老旧了，沙发不是真皮的，天花掉顶好象还是那种廉价的泡沫材料；我估计，人均办公面积大概不超过10平方米。郑处长马上接口解释，说我们黄英主任办公室是11平方米。黄英女士还补充说：自己以前的办公室是现在的三倍（笔者知道她的“以前”， 应该是处级官员）；不过呢，办公室小点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为侨胞们服务好。

此后，笔者话锋一转说，我不是在说你们穷，也并不认为你们办公室差，而正是因你们“最要紧的是为侨胞们服务好”的意识，感触深刻。虽然你们在办公条件上是弱势，但在服务方面是强势，是认真到位的。为此我尊敬你们，也感谢你们；我为国家有这样的“办公条件弱势，服务工作强势”的厅级部门而高兴。

笔者高兴是有理由的，因为第二天朋友告诉说，当天所谈内容，省侨办当天行文，第二天上午，文就到地市侨办了，已开始井井有条地照省侨办的交代认真落实。

政府，是要强势还是要弱势，今年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这个问题似乎比往年更有争议性。记得今年2月15日，当时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长许宗衡在深圳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说：“深圳市政府就是要表现出强势，这是一点不含糊的。”他表示，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群体诉求的解决，政府不会做群众的尾巴，但也不会不顾及群众意见盲目决策。许宗衡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窜红网络。

曾几何时，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呼声成为社会主流声音，在这种呼声中，很多舆论认为，政府应该弱势，而强势政府会拉大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距离，不利于服务社会。在这种普遍舆论声中，许宗衡倡言“强势政府”是需要胆量、勇气的；因为在经济危机下，深圳经济发展压力巨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要求深圳围绕“科学发展，先行先试”进行大量积极探索；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要求深圳今年要争当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排头兵。而深圳户籍人口只有近200万，外来务工人口近1000万，对深圳来说，实际管理规模将近1200人口。深圳市政府历来重视外来劳工的权益，不断提高劳务工最低工资水平，并在立法上加大力度，尽力保证劳务工合法权益和收入不受到侵害，并对恶意欠薪行为在司法和行政上进行联动打击。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劳务市场和劳务工欠薪保证基金，在全国率先对劳务工实行了医疗保险制度，坚决维护劳务工合法权益。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进政治民主进程，使其和经济发展与机制创新相协调；深圳加大对整个系统的监督，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在全国地方政府中率先一步。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进程。这种进程使政府管理架构、运行体制、监督机制能逐步适应市场体制机制。

因此当时，笔者在博文中，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强势政府”的言论。很明显，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会集中暴露出来一些体制机制和历史的矛盾，需要冷静把握和细心引导，这也是对政府把握和加强社会发展能力的严峻考验。此外，在公民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强烈；公民有要求自己就业和取得合法收入的权利；公民也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对于这些矛盾要怎么把握，我认为前提是党委和政府既不做群众尾巴，也不能不顾及群众意见盲目决策。”许宗衡强调政府不能一遇到问题就表现出软弱，这是一点不含糊的。当时笔者赞赏这种负责任的执政理念。因为这和某些地方官员迷信权力、不讲法制、害怕群众、害怕承担责任的心态形成鲜明对照。笔者并不因为许宗衡现在因为贪污腐败被抓，就跟着否定这种论点。

许宗衡“强势政府”论出台后，网络调查显示，接近80%的网民认为只有政府强势才能更好管理服务社会，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或应该视情况而定，有时应该强势有时应该弱势；这说明许宗衡的观点，很有民意基础。而笔者认为，“强势政府”论与“服务型政府”论，并不矛盾，而且相得益彰。“强势政府”在“服务型政府”里，强化了因势利导、主动服务、善用权力、承担责任并以人为本。

但在安徽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笔者却感触到，无论是“强势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最主要的还是政府自身如何摆正位置的问题。

在安徽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笔者感触更深的，是政府部门之间，是拥有权力的管理部门的强势，而相对没有管理权力只有服务功能的部门，太弱势。似乎，这已经成为规律。

比如说，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一个处级单位甚至科级的办公场所与办公设施，都比厅级的安徽省外事侨务办公室要奢侈与豪华。甚至一个科级派出所所长的办公室，都远远大于副厅级黄英女士的办公室，其内部的装修，就更比她的豪华了。至于发达地区比如深圳，据说有的镇，处级官员的办公室有的数百平方米，其中设施之齐全、装修之奢华令人叹为观止，简直就是土皇帝的待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中国体制内的权力分配使然。尽管级别低，但职能是管理民众，位低权重，所以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尽管级别高，但职能是服务民众，位高权微，所以就门面冷落，寒酸清贫。

而深层次的根源是，政府的官员任用与民众无关；政府靠纳税人的钱养活，但政府的开支却和纳税人无关。官员任免由“上级”和“组织”决定，财税的挥霍由官员决定，就势必造成中国官场科级单位比厅级部门奢华、厅长不如科长排场的尴尬。

因此，笔者想，在人民做主、民主监督未真正形成体制的前提下，此前许宗衡“强势政府”论或者其他官员的“服务型政府”论，都是毫无意义的脱口秀，仅仅糊弄诸如笔者这样的民众。而只有在官由民选、策由民定、财由民控的体制下，政府无论如何强势，都无非是服务型的。而政治体制不改革，许宗衡成为贪官，也就势所必然。

看来，笔者不应该过分地赞美安徽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的清贫。这仅仅是体制内的分配不公而已。不过，若放之整个社会，这种分配不公，却导致矛盾堆积、民怨沸腾。如果要解决问题，唯一途径，就是张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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