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载：浙江省临海市原城管执法局局长程凌征，写作出版了多部反腐小说，最近却因职务受贿被捕。他撰写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尤其是出版了《官运亨通》、《位高权重》、《天地作证》等三部反映官场生活的反腐小说而名噪一时，被誉为著名的官场“反腐作家”。

 我没有读其中任何一部书，但不否认能敲开出版社大门的“砖”肯定有其文学价值，尤其是体制内的人写反腐作品，应该比一些职业作家更有独特优势。但是，设想已经读过这几部书的读者，甚至被作品打动的读者，在知道作者变成贪官后，其感觉一定会大打折扣。这不是因人废书，而是涉及人们对为文与为官不可分开的一种价值取向。人们有理由想象，书中的腐败故事是不是作者成功的“潜伏”？

与其相映成趣的是，湖北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在伏法期间，靠著书立说获得重大减刑受到热议，也是一种对为官与为文是否统一的质疑。一个在职时“五毒俱全”的书记，入狱后竟然以撰写历史人文书籍实现华丽转身，我们不否认他客观的文化基础，但虔诚的读者试问：这样的作品究竟需不需要人格保证？

张二江在狱中撰写了《<风>类诗新解》，本身值得玩味。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存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主要是对爱情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一个与108个女人（含妻子）有染，刑期15年的囚徒吟唱爱情总是倒胃口的。

如果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我们可能好接受些。腐败官员创作反腐作品，风流书记解读爱情经典，怎样看都别扭。这与高官们成为阶下囚后就声色泪下地忏悔一样不可信。以执法为职责的程凌征说自己不懂法，没意识到收下属这么点钱是受贿，这不是谎言是什么？

大凡读到很多优秀作品，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对作者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感兴趣。无数事实说明，感人的文学作品，本身是作者真实自我的反映。而腐败官员的反腐作品，现在看来不是一种精神分裂的产物，就是渴望腐败的反射。张二江狱中解读美好爱情，除了学问作秀，其实就是以文学求苟活。

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先著书后入狱的程凌征的文学创作，很难说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行著书求名之实，运用与职务有关的资源是情理中的事。而先入狱后著书的张二江在狱中创作，肯定没有秘书保障，没有先前的社会资源可资利用，而是自己动手，总算改变了“领导作风”。

当然，历史上作者与牢狱有关的作品并非都是谎言，反而不乏旷世之作。汉武帝对司马迁用刑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其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不仅不会被怀疑，反而愈久弥坚。因为司马迁的为人与为文是统一的，司马迁被用酷刑，本身是对他人格的一次锻造和检验，汉武帝很清楚，《史记》历代读者更有体会。

当初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曾经影响了新中国的两代人。文革中传言他们是判徒，这部曾经深深震撼人们心灵的小说似乎失去了光泽。这也说明人们对作家的为人与为文统一的向往与期待。历史最终证明，当年的作者与作品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体。

张二江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案发后，调查人员从他的藏书中查获黄色书籍二十多本及《肉蒲团》等淫秽光碟十余盘，从爱好和“术业有专攻”的角度讲，他要是写本《房中术》或者《中国贪官淫荡史》之类的书的话，倒让人一点也不觉得惊诧。

浙江临海县城管执法局长程凌征如果能够在官场继续以文弄潮腐而不败，过几年，应该又有反腐力作再度奉献给读者。原因是他具有更生动的腐败实践，这也许是“反腐作家”忏悔后面的深深遗憾。那时，他要是写本《反制反腐术》，应该是更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