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讲：“存在即是合理”。“合理”是什么意思？是说每一件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每一件事都有它赖以产生的约束条件。至于这个理由、根据，或者说约束条件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凡事都有其存在的根据，于是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反对一种现象和行为了。

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家族经营。假如请人经营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的话，那么当事人一定要请人经营的。问题是，请你经营，你可能拿当事人的钱去建漂亮的办公室，去住豪华的宾馆，去雇漂亮的女秘书，当事人怎么办？当事人当然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如果打官司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那又怎么办呢？当事人一定要选择自己经营或者让自己的哥姐来经营。于是家族经营就产生了。所以，一个国家、地区家族经营流行的话，很可能是这个国家、地区法治不好的缘故。美国和西欧国家家族经营就不流行，这说明他们法治是良好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家族经营流行，这是说，这些国家即使法治不是糟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家族经营不过是对于不良法治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乃是约束下的最优选择。既是约束下的最优选择，又有什么好反对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真的就不可以反对家族经营了（有的家族经营的确永远也不能反对，比如小饭馆怕是永远都会采用家族经营的），而是说我们要知道怎样去反对家族经营。就是加强法治。法治良好了，现代企业制度自然就会产生，哪里需要你政府和学者去帮助搞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呢——我们不愿某种现象和行为发生，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改变这种现象和行为本身，而是要去改变这种现象和行为赖以存在的背后的根据和约束条件；我们希望某种现象和行为发生，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地去构建这种现象和行为本身，而是要去构建这种现象和行为赖以存在的背后的根据和约束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高校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进行学术评价。要知道，我们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由于公立大学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就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达成一致意见的费用高。为了节约高交易费用，公立大学不得不更多地采用好量化、易观察的指标来进行学术评价，而且更多地采取事后评价的办法，即从事后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获得了多少个课题，刊物的排名，立项单位的级别等等来进行学术评价。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戴维德可以凭口述传统获得教授职位；在牛津大学，莫里斯可以在无名之时获得教授职位；在麻省理工大学，丁肇中年纪轻轻可以获得远远超过其预期的学术待遇，但在公立大学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发生。在我们的大学，给院士、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很高的待遇可以，但要给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很高的待遇就会引出非议。这也是说，如果我们真要反对高校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进行学术评价的话，那么我们反对的不应该是高校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进行学术评价本身，而应该是高校现有的产权制度的性质。

凡事都有其存在的根据，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地支持一种现象和行为。

我们不能简单地讲法治就是好的。事实上，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性不大，交易多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基本可以得到满足，伦理治国就是更为经济的治理方式。古代中国，我们讲究伦理治国，我们曾雄视天下几百年。只是在商业和工业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交易多是在生人之间进行，仅靠声誉机制很难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必得借助法律和法院来协助执行合约和完成交易，法治的重要性于是才凸现出来。而且法治也不是呼之即来，我们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任何事物都要有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法治同样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私有产权。只有在产权私有的社会里，法治才可能真正推行开来。据说，毛泽东主席曾经讲：宪法是我主持制定的，但是我们主要不靠它解决问题，我们主要靠开会做决议解决问题。不要说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领导人不重视法治，这可是公有产权约束下必然的选择。我们一方面大讲法治重要，要搞法治社会，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和推行公有产权，这岂不是矛盾了。

不由人不想到科斯的话语。科斯讲：“你们讲什么，我脑袋里想到的都是土豆。”科斯的“土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理解，是约束条件了，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了。这个世界上，是科斯使得我们真正重视约束条件的。科斯的话语是黑格尔“存在即是合理”的另一种表达了。

我们常常想，什么是哲学？哲学其实不过是方法论。而每一个学科都是有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框架的，也就是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我们还常常想，一个一流的专业学者一定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一个没有具体专业的哲学家恐怕很难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吧！我们是不大相信哲学学院可以培养出哲学家的。黑格尔“存在即是合理”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表述。经济学是科学，全部经济学的意义只是在于经济解释，而解释就是要找出现象和行为背后的根据和理由，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找出现象和行为背后的约束条件了。（与王漠合作，原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