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晨报》专栏）

    今年重庆高考文科最高分何川洋，因民族成分造假被北大弃录。对这样一位优秀考生，因父母犯错而有如此遭遇，不少人对他表示同情，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尽管当 初改民族成分的时候，年少的他也知情，但他自己不是改民族成分的始作俑者，顶多是企图获利者。但同情归同情，它不能代替法律法规的刚性。
     笔者的好友周泽写了题为《弃录何川洋涉嫌违法》，认为北大弃录这位“状元”，涉嫌侵犯其受教育权。笔者认为周泽这个论断有失偏颇，尽管我对何被弃录同样抱 以同情。因为重庆教育行政部门依然保留何的被录取资格，也就是说如果重庆教育行政部门凭借一个部门规章，取消其被录取的资格，那么有可能涉嫌侵犯其受教育 权，何川洋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但一所独立的大学，弃录某位高分学生，我认为属于其招生自主权范畴。考生分数大大超过北大在重庆的投档线，只 是具备被北大录取的资格，并不意味着北大必须录取。高校完全可以综合其他因素做出自己的选择，就如香港大学以何川洋面试英语欠佳弃录他一样。
     当然，笔者才说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何川洋咎由自取，而是想引申出同情之外的话题。我认为，当一种公平的制度受到严重侵蚀时，一些强势者最终也可能成为作茧自缚、自作自受的受害者。比如何川洋一家。
    近年来，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方式谋取高考加分的事件时有所闻。比如通过金钱或权力获得特长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资格，或者将考生民族成份改成少数民 族。前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应届生对我说，他们一个班50余人，“裸考者”（即没有任何加分项目）仅仅十人。那么可想而知，这十人在高考中就处于极其不利 的地位。
     以重庆为例，修改民族成份以求高考加分的现象不始于今年，而且规模也不是少数几人，而几乎是一种群体行为。早在今年高考刚刚结束时，就有学生家长向有关部 门举报，重庆巴蜀中学大量考生享受了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其中，大多集中在3个实验班(重点班)。2008年，重庆市文科状元刘超然的高考成绩是666分， 但他没有任何加分。当年北京大学在重庆市的录取分数线(高考成绩＋加分)为665分，有评论感叹“为什么重庆的高考状元只超北大1分”。
    由此看来，但制度的公平性被大规模沦陷时，守法的成本就变得很高，用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说：“老实人吃亏”。当制度已赤裸裸地变成“老实人吃亏”时，几乎所 有人会想方设法不当老实人，希望在失去的公平的制度下占据较为有利的位置。以何川洋为例，尽管是高考前数年，父母通过关系修改其民族成分。但以他17岁能 成为重庆文科“状元”的成绩来看，可以料定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成绩超群，按照这样的态势考上一所名牌大学本无悬念，父母何苦去做违法之事？但当谋取不当 之利、破坏制度公平已成规模时，优秀学生何川洋的父母也难稳坐泰山，君不见2008年该市的文科状元差点被“加分”挤出北大。那么，未雨绸缪，替成绩一向 优异的儿子修改民族成分，就是一种有备无患的保险之举。然而，对何家来说，很不幸他在今年碰上了公众和舆论对重庆高考民族加分穷追不舍。
    清朝末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为其子（即鲁迅的父亲）在浙江乡试前向主考官行贿请托，事发后系狱，周家从此陷于困顿。周福清在公堂前历数谁谁是靠托关系走门 子考上举人的，意即自己倒霉，不巧被碰上了。而在几十年前的咸丰年间，官居一品的大学士柏?因科考弊案被杀头，涉案人众多，当时没谁敢公开喊冤。可见，当 制度的公平性被严重损害时，某位犯规者一旦被抓，确实容易给公众一种印象：这人运气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