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连篇累牍歪曲中国女性的帖子，觉得一些人总是这样宣扬歪曲的东西很没意思。贴一篇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旧文罢。

 

《荆楚女子》

□ 柳隐溪

一、

　　小孩子随母亲的姓氏，这样的情况在大部分北方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对于南方人，尤其是故楚地的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譬如在湖广中部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位女性，她本人随母亲的姓氏，她的三个孩子三个姓：一个随她和她母亲的姓，一个随她父亲姓，一个随她丈夫姓。而这一家孩子们的姓氏情况，在当地人看来是很平常的。
　　或许有人会说：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母系氏族呢，环境封闭嘛！不，不是这样的——

　　荆楚大地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不是闭塞地区，湖广作为楚文化的发源地和楚国鼎盛时期的中心地带，多种文化在这里融会交流，人们对于文化的态度是积极地广采博收，其开放程度远远甚于强调种种纲常的北方。
　　荆楚女子有着怎样的性格？在强大到几乎一边倒的儒家男尊女卑、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包围中，是什么力量使得她们能够拥有孩子的冠姓权？
　　在清华大学曾经有这么一次演讲，主讲人姚国华教授说到楚人以及楚人后裔湖广人。他说湖南一地，保持着更多的楚人精神，楚人崇尚自然、具有不受拘束的生命活力与创造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内在力量”。
　　他这样描述一位湖南女子：曾经有一位著名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位女性，她就是陶斯亮的母亲，陶铸的夫人——曾志，晚年她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看着县城城楼不顺眼，一把火就烧了它！
　　这就是荆楚女子，“受到压力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而这种“爆发出来的力量”之烈，在民间传说的夸张纵容下几乎是无坚不摧——其间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姜女，冲天一恨，哭倒了万里长城。孟姜女，据考证为湖南澧州人，《澧州志》记载：秦时州有孟姜女者，适范郎，因秦始皇筑长城，范郎往供役……
　　地方志里记载了她如何企盼范郎回家，如何万里寻夫到长城，如何得知范郎已死，哭得天地动容，乃至感动了当地人，专门为她修祠纪念……并没有任何记载说她哭倒了长城，但是在传说中人们就不惜让万里长城倒在了这名楚地女子的痛哭里。
　　古时楚人崇凤，凤凰本身是分雌雄的，而后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凤呈祥”中的凤，却是单指女性，龙则单指男性——当然凤凰分雌雄这个文化意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下来了，比如后世有著名的《凤求凰》；其实就这个层面上来说，龙也是有雌性的，比如诸多文学作品中的龙公主、小龙女等等。不过今天这里要讨论的不是龙凤的性别问题，龙和凤凰是否分雌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崇凤的荆楚大地的女性，千百年来她们是怎样扮演着女性这一角色的。

二、

　　出生在荆山楚水的小孩子不仅可以冠母亲的姓，还可以冠外公外婆的姓，也就是说，母亲一系的亲属也可以拥有冠姓权。而据说这样的事情对于北方人来说尤其不可思议，在表示惊讶的同时，他们会选择一些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字眼。
　　我曾经听到一位北方人对此抱怨的时候，来了句文雅的：“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这个词用在这里很有意思：按照辞海的解释，“夷”是平常的意思，匪夷所思的解释是“不是根据常理所能想象到的。”不过咱们在这里不妨“歪解”一下，解释为这是“匪类和蛮夷”所思所想的，谓之“匪夷所思”，呵呵。
　　“匪夷”的想法，自然是中原正统的夫子们理直气壮强烈谴责的对象了。而楚国崛起于华夏的南部，跟所谓的蛮夷打成一片，由此总是被中原的夫子揪小辫子，贴“蛮夷”的标签。楚地习俗成为他们眼里的“匪夷所思”，倒也正好契合了老祖宗的老标准呢。
　　想当初楚人远远地避开中原各部落的倾轧，迁到南方辛勤耕耘，将中原文化与“蛮夷”部落的精髓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予取予舍，创造出了那个时代举世无双的楚文化。孕育了道家的楚文化，有着鲜明的个性、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强调自然状态、强调生命活力，富有不受拘束的创造力，与中原的儒家文化强调遵守礼节、强调纲常伦理、强调中规中矩的农业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楚风与中原的这些不同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楚地的女性形象打上了某种特殊的烙印。在中原的夫子嚷嚷“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时候，荆楚女子早已经彰显出了“难养”但却成功养就的智慧与胆识。
　　东周列国时期“春秋五霸”叱咤风云，这五位霸主的夫人当中，在青史上留下了千秋英名的，惟独只有楚庄王的夫人樊姬。史书上直接说：“庄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而其他的几位霸主，再没有哪一位君主的夫人能够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而楚国另一位风云霸主楚武王的夫人邓曼，在古籍的记载中，是一位虽然没有亲临阵前，但却能够推知将军前线战况、并向楚王做出正确谏言的女性。《左传》记载君臣讨论大战之际，楚王两次告知于夫人邓曼，表明了对她的尊重和对其意见的重视。
　　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在其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几位太后，多为楚国女子。比如秦昭王（公元前324-前251），他的母亲宣太后就是嫁到秦的楚国贵族女子，她在秦国历史上主持朝政长达四十一年之久，其间秦国威震诸侯，疆域大增；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娶的华阳夫人也是楚国女子，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需要立太子，由于华阳夫人的特殊地位，王子赢异人为了争储夺嫡，甚至改名“子楚”来讨好她。假如没有华阳夫人的提拔栽培，恐怕子楚也难以当上秦庄襄王，而号称是他儿子的赢政，要想成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大约也是有些困难的吧。

三、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中华大地上英雄豪杰辈出，而这些风云人物里，留下了众多荆楚女子的身影。她们有胆有识智勇双全，也像当年荆楚大地的先祖们那样倔强、刚烈：
　　来自湖南临澧的作家丁玲，被作家王蒙称之为开启了他少年之梦的女子，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他的偶像；用浪漫瑰丽的话来说，是女神了。她原名蒋冰之，后从母姓丁，改为丁冰之，又因为冰之是父亲取的名字，索性都改掉，从此中国文坛多了一位叫做丁玲的才女。当她从上海毅然奔赴延安后，获得了赞语：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前面提到的那位“看着县城城楼不顺眼，一把火就烧了它”的奇女子曾志，是湖南宜章人。她的一生多次陷于生死一线，多次蒙受冤屈，却从不萎靡从不放弃，晚年她对女儿说：“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湖北江陵人，年仅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独自逃婚离家出走到武汉求学，报考了国民革命军武汉军政干校女兵队（曾长期在黄埔军校任教的叶剑英元帅亲切地称之为“黄埔六期”）；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陷入低潮时，黄杰却毅然入党，并在次年担任了湖北松滋县的县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公安局长，巾帼英烈舒赛，湖北荆州人，楚天才女，是一位能够使抓捕审问她的日本鬼子也不得不肃然起敬的抗日英雄，日伪医院的医生护士为她的坚毅所折服，就连日伪官员也被她的凛然所感动，转而设法帮助她。从照片上看，舒赛也是一位美丽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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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新四军研究会的资料，一部《中原女战士》上中下三辑，厚厚的三大本，一千三百多页，每一页都书写着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活跃在广袤的荆楚大地上的美丽身影。她们大部分来自故楚地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江苏……还有深受楚文化浸润的广东；当然，与她们一起并肩战斗在这一方热土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女性，她们共同谱就的，是一曲浩气长存的坚韧之歌。
　　还有一位楚地女子，外表文静贤惠，但意志坚强，虽是女儿身也能从小有名、有字、有号。她于1930年不幸被捕，遭到种种酷刑折磨。审讯官提出，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她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她就是毛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他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名士章士钊曾问“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这些有着铮铮铁骨的荆楚女子，这些轰轰烈烈参加革命的女子，没有人打什么“女权主义”的旗帜，她们也没有热衷于搞什么女权运动。

四、

　　所谓的“女权运动”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没有掀起什么大波澜，很多人以此为理由指责中国女性如何地位低下；可是很少有人问一下，为什么女权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西方国家，女性至今嫁了人还要冠丈夫的姓，结婚后丢掉事业呆在家里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
　　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一样，被强大的惯性思维错误地看低了。欧洲女性也不过是二十世纪才争取到了法律上的平等权而已，而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在法律上明确了中国女性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简·奥斯汀的著作《傲慢与偏见》清楚地表明，十九世纪英国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连家产都要给别人，自己的女儿们毫无继承的余地。而中国女性，在汉朝已经能够获得侯爵爵位，和相应的封邑。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表现上个世纪以前的文学及电影作品里的中国女性，都是地位低下郁闷到死的形象。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算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小脚女人”俨然就变成了中国古代女人的标志，以至于某些人对于复兴传统文化冷嘲热讽的时候也会说：要传统就彻底点，女人裹小脚嘛！——殊不知大汉盛唐的中国女性根本就不缠足！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史，相比较而言，往往一个社会越是繁荣强盛开放，则妇女的地位越高，越是愚昧落后封闭，则妇女的地位越低。

　　汉唐女性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宋明，而即使南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比清朝高出不知多少倍。著名宋朝词人李清照再嫁的事实，到了清朝，硬是被封建僵化的文人说成是子虚乌有，借以维护所谓的贞洁清白。事实上汉朝、唐朝的公主们及贵族女子，明文记载再嫁者众多，嫁三次乃至更多者也不乏其人。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经五次守寡，而“（陈）平欲得之”。
　　汉高祖刘邦，这位酷爱楚服、酷爱楚风的楚人后裔，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建立了大汉朝的时候，由于汉朝与楚的特殊渊源，很多习俗采用了楚俗，纵贯两汉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汉赋”也直接从“楚辞”演变而来。

　　汉朝女性的地位承袭楚风，大汉法典中有诸多的律条维护了女性的权益，汉朝妇女在婚姻离异时也有采取主动的权利。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
　　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女子拥有爵位和封邑的多达30多例：
　　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封母后前夫金氏女为脩成君，赐以汤沐邑；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彊的三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
　　有学者认为：“在汉代，妇女的地位，妇女的作用，妇女的权利保障，与其他若干历史时期，特别是与一些人以为可以较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宋明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鲁迅先生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直接受“楚风”影响最甚的，是汉朝。

五、

　　历史的烽烟已然散尽，车轮滚滚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南北交流，东西融合，城乡交汇，来自各地的人们走到了一起，各种各样的地域性习俗不可避免地产生着碰撞，城市的“户籍科”里频繁地上演争夺姓氏的戏码，从那些林林总总的改姓风波、以及冠姓风波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数千年的顽固与坚持，妥协与让步。
　　有一个略带伤感的故事，发生在某个大城市：
　　一对小夫妻生了孩子，由于双方事业都很繁忙，于是请女方退休在家的母亲过来带孩子。老人家只有一个要求：孩子随妈妈姓。而这在女方的老家很平常。小夫妻答应了，户籍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小孩子随的是妈妈的姓。老人家辛辛苦苦十来年，把小外孙女养得好好儿的，方方面面都没拉下。谁知老人家一旦撒手人寰，小夫妻立刻去户籍科将女儿的姓氏改为随爸爸的。原因只有一个：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如果孩子跟妈妈姓的话，“会引起旁人的闲言碎语，会说孩子的爸爸没有用”，人言可畏，云云。
　　现实总是残酷的。
　　城市比农村发达，都说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比城市女性地位低，可是在荆楚大地，农村女子确乎可以比城市女子更容易获得孩子的冠姓权。原因在于：荆楚女子不愿俯首帖耳、不受拘束的性格，在相对而言较少受到各种大潮冲击的农村，反而因为拥有相对宽松的环境而得以较好的保留。
　　市场经济的大潮带来了新一波的混乱，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父母就公然宣称要专门培养幼小的女儿成为有钱人家的有闲太太，上海更是开了有闲太太训练班……很多人慨叹：女性地位又回到了解放前姨太太争宠的年代。其实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二十一世纪金钱至上风潮的浑水中，男权至上乘机再次泛滥起一些小水泡而已——二奶之外，不是还有二爷呢么？能够据此就认为女权主义高涨了么？
　　所以归根到底作祟的还是金钱，而非什么权主义。在竞争激烈的时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至理名言，经济基础可以在很多方面将其他因素抛开不论，或者其他因素会自动让位。
　　不可避免的大风潮不可避免地带来沉渣泛起，但愿这甚嚣尘上的日子早些过去，大浪淘沙，狂沙吹尽，终会有个干净的乾坤——到那时，女婴不再因为性别被遗弃，女孩子不再因为性别而辍学，女毕业生不再因为性别而就业难，女博士不再因为学历高而结婚难……
　　那时的荆楚女子，定然可以在这乾坤里惬意随风、起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