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目标的讨论，整体上是冀望于减轻中国对当前储备货币，也就是美元的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中国在现有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遭到损失的风险机会。对于在当今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份额、同时拥有巨量美元储备的中国而言，这无疑事关国家利益。而进行这一层面的讨论同时，可能难以回避那些决定当下这种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因，以及在这其中，中国如果要摆脱当前的被动地位，需要采取的更有行动效果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内部政策的调整。

       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美元发行的极度扩张，给美元债权国带来财富和权益被掠夺的心理压力。同时，只要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那么它的赤字财政和举债模式就难以平衡。但美元的储备币角色是否因此而改变，并不在于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詹姆斯.K. 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对笔者说，问题在于一定要有一种储备币存在。在国际货币（记账）单位缺失的情况下，那么储备币的角色，自然会落到那些愿意在贸易项下保持收支逆差的大国货币身上。在加尔布雷斯的书著《掠夺国度》(《Predator State》)中，他论述了美国的国家内部赤字，即其“公共”赤字和“私人”赤字——公司和家庭年借贷——之和将等于其国际赤字，并且认为在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让美国追求财政预算平衡，是不切实际的。加尔布雷斯对笔者说，如果不削减出口，中国不可能停止积累美元。

       那么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构建新国际储备币、并且要求中国成为其一的设想，是否可以使中国摆脱这一处境？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诚实的说，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要完全代替大国的主权货币，既要满足国际协约的约束力和信用度高于主权货币这一条件，并且还要被接纳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结算与计价货币（这要求储备币不能仅是国际组织的记账单位）。此外，人民币要位列特别提款权的主权货币之一，需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现有的学术讨论估计，在10年内人民币可能实现自兑换，但作为非主权货币的新国际储备币的建立，则要50年甚至更长。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如果改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使人民币位列和美元、欧元、日圆等大国货币同等级的国际货币之一，可能更具现实性，而这要求中国结束追求出口（进而形成顺差）的增长战略，并且未来还可能要适应大国逆差的新阶段。

       事实上，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相对其他国家，中国受到的损害或者财富掠夺最为严重，与我们的出口导向密切相关。在技术层面上，国际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实际上是其它货币对美元超发和美国赤字的约束机制，而中国在保障出口的目标之下，限制了人民币汇率的防御性、市场化变化，同时被动长期积累美元储备。在这里，对于出口对中国就业的作用，以及出口依赖是源于内需不足的判断，我们并不需要否定。而当中国的出口面临的市场前景以及带动增长的作用达到瓶颈时，我们需要发动一场什么样的变革，才能走入新的增长轨道？

 加尔布雷斯教授也对笔者说，对于缩减出口，中国政府可能会认为这将影响到一些他们很看重的目标。在加尔布雷斯的观察中，中国商品出口到西方市场，由于那里的产品标准更严格，所以能促进中国制造质量的改善，中国在过去的年份中，因出口也进入了了更平稳的城市化过程等等。同时，加尔布雷斯认为，不能够允许通过给工人支付过低的工资，以及向中国国内市场提供低质产品而获得利润。他对笔者说，在制造业实行相对公平和均衡的工资，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产品品质的改善升级。在他的《掠夺国度》中，加尔布雷斯谈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欧日和美国的不同劳动薪资保护程度，以及由此对国家制造业的生产力提高的影响。在这些区域里，美国的分配公平和劳工保护是相对最弱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美国经济的衰弱。

 长期以来，中国苦于走不出低工资、低消费、高出口的怪圈，陷于一旦出口受挫、就业和经济增长都受到影响的被动局面，而加尔布雷斯关于公平工资和劳工福利对提高生产力、就业和经济增长作用的判断，对我们今天的转型，就深具参考意义。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美国的制造业中，保持了较高薪酬的行业和企业，依然维持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而严格的劳动薪酬保护制度，迫使企业不能靠压缩人力就可以获得目标利润，从而迫使企业进入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力的牟利方式上来。也就是说，多数的制造业不是可以靠廉价（工资）战略打败的。相反，较高的工资与福利，往往是保持竞争力的条件。在这里，如果我们具体关注一下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由政治经济制度保障的、公允分配的经济增长模式，劳资薪酬的保护，不但没有带来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反而让它出现了稳定的跃升。

也许有人会举出美国汽车工业的高工薪、高福利的制度，最终颠覆了美国汽车业来予以反证，但这是一个错位因果归纳。在笔者看来，美国汽车业的倒闭，责任在于当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大举袭来时，适值共和党执政的年份中，布什政府的各项政策坚持否认这一现实，为了代言石油工业等共和党票仓的利益，共和党迟迟不推行严格的减排政策，让美国汽车业错失了向能源节约技术及早转型的时机。日本汽车工业的工薪和劳动者保护成本相对美国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对环保技术的先期优势，让它避开了美国汽车业的厄运。

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观察，美国经济实力的衰弱，一部分是由于金融业等对分配权力的占有和对制造业实业形成掠夺，另一部分是在一些制造业内劳动者保护的减弱，这些都影响了美国生产力的进一步跃升。对照中国，加尔布雷斯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远没有形成这种掠夺和破坏能力。

   那么，在中国制造业内的分配，或者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是否也存在着一种“掠夺”模式，制约着多数国民收入的均衡上涨、国民消费增长和工业生产力的提高？若干年来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性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迅速下滑，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占总收入比例的距离拉大，政府收入和企业资本所得比例越来越高，无疑说明了问题。中国正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的路口上。中国政府当前在扩大社会保障开支等方面的再分配调整，无疑是有益的推动增长对策，而同时也非常关键的是，为我们需要扩大多数劳工阶层的收入，保障工人工资的增长和劳动保护政策的严格执行，这不但将扩大消费能力、扩大就业机会，还会提高生产力和中国制造竞争力，这并不是对就业和企业竞争力增长的不利因素。也可以概括说，结束内部的掠夺模式，是外需转向内需增长期的必要条件，更是结束中国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遭遇掠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