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雨天的香港中環街頭，雷曼債券的數百名苦主還在撕扯著他們那已沙啞的嗓音。零八年的某一天，大家一覺醒來，猛然發現積蓄了一輩子的存款，像是雨天的水氣般蒸發了。雷曼倒了，這個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瞬間在金融板塊中消失了，大家的儲蓄「英勇」地做了陪葬品。也許這是他們第一次感覺到，整個社會如此推崇的金融業，幹的也是騙人的勾當，吞吃了他們的血汗錢，也掏空了他們的價值觀。他們坐在中環的廣場空地上，一邊是特區政府總署，水泥堆砌的四方房子靜悄悄的；一邊是通透玻璃支撐的摩天高樓，那裏坐著全世界最優秀的金融精英。這些建築看起來都還算牢靠，可裏面的人卻都假裝沒聽見他們的呼喊和求救。他們的存款或許都在國外，至少是一個安全的角落，小數點前的零，一個也沒少。 

走過路過的行人很多，都八個多月了，比起反抗，人們好像更習慣麻木。匆匆從他們疲憊而又無助的身影旁走過，也許有人在慶幸自己的存款還在。可那些人要怎麼辦？已經六十多歲的阿婆，拿著寫著零鴨蛋的存摺問我：怎麼辦？我怎麼活？ 

我的心難受，不知道怎麼答。只好快快走開，像是犯了罪一般心虛地低頭跑掉。轉兩條街，眼望的腳底有耀眼的光折射，抬頭，那是某家奢侈品旗艦店。門口排著長籠。這裏的隊伍從未短過，那是一注興奮劑加孟婆湯，讓人立馬忘記了才剛開始懷疑的騙人勾當，投身欲望的懷抱。 

我不自覺地走過去排隊，一個小時後，空手離開時，我隱約從服務生的眼神中讀到了一點點輕蔑的意思，他肯定把我當成異類。我想他不是有意的，他已經隱藏地很好。可我真的找不到可買的東西。我不是它的信徒，雖然它試圖告訴我，這是質變，有它，那是生活的質變。 

那一紙債券和這個印有幾個簡單字母的牌子一樣，都代表一種可能——“滿足欲望”。字典解釋說，欲望，是想要得到某種東西或達到某種目的的要求。它們很聰明，先定義了我們想要哪種東西或想達到哪種目的，然後給我們滿足欲望的機會，吊我們的胃口，不怕我們不上鉤。它像是精靈，知道社會的權力結構雖然在商品經濟的橫行天下中發生了轉移，但壟斷仿佛還是常態。精英階級始終霸佔著社會結構的最佳位置，我們鬥不過他們，在權力中不容易得到自由和滿足，能讓我們得到的最有代表的欲望，是商品是物質。它是最自由最可行的。 

那多容易！工業文明的號角一吹，不銹鋼的機器轉起來，沒日沒夜地製造商品、復制文化、提供價值、滿足欲望。我們不斷地需要錢、需要地位，需要美麗和認同。這些都可以通過商業交換得到買足。很快，我們便接受膨脹的物質改變作為社會質變的“令人信服”的解釋。於是電視裏有了鋪天蓋地的瘦身廣告，告訴人們瘦才是美，可走在街上，你或許真的覺得她們瘦得像難民——連美感，都扭曲了。 

工業文明轟鳴的推土機趕走了羸弱的牛群，迅速成長的士兵們操起沖鋒槍，毫不留情地碾碎了騎士的夢。我們成了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社會成了單向度的社會，我們的追求，如同大機器裏生產的商品般空前一致並且源源不絕。我們不用思考、不用面對，讓工具支配身體、大腦甚至靈魂，我們得到“富裕的滿足”。 

原本只是為利益者而制定的虛假意識，卻被我們——大眾所認同——在一定程度上，這創造了我們作為得益者的可能，讓圍繞欲望的循環可以無休無止下去。 

當虛假的意識成為真實的意識，當直接利益走向真正利益，社會壓制對此的反抗，人們在物質生活構建的安逸中陶醉，找不到要改變或拒絕它的理由。異化或者改變對欲望和滿足的定義成為可疑。社會的組織方式，似乎越來越滿足個人的需要時，獨立思考、思想自由、社會承擔等理性批判功能便漸漸被剝奪和遺忘。而阿倫特所定義的“平庸的惡” ——脫離現實和沒有思想，便出現了。這種惡，阿倫特認為，可能發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其巨大的能量，足以毀掉整個世界。 

叔本華早就警告過：如果欲望過於強烈或劇烈，就不再是僅僅對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會進而否定或取消別人的生存。欲望不是純粹的、決定的東西，它需要理智的調控與節制，它絕不可能像有人聲稱的那樣，是文明發展的唯一動力。 

印度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克裏希那穆提也說過，“對欲望不理解，人就永遠不能從桎梏和恐懼中解脫出來。如果你摧毀了你的欲望，可能你也摧毀了你的生活。如果你扭曲它、壓制它，你摧毀的可能是非凡之美。” 

吊詭的是，商品經濟的出現，本身也是被釋放的欲望。它的出現原本是為了創造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沒想到反而倒過來抑制了更多自由人和個體的欲望。如果我們不加阻攔，抵抗資本、技術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價值控制，那工業社會就會走向更可怕的極權。 

社會付出物質的代價換取人們的安逸感，並心悅誠服地相信這就是“質變”。但在《單向度的人》中，馬爾庫塞說，在最空前的富裕面前，保留著貧困——這便構成了最公正的控訴。

那真實意識、真正利益是什麼？社會質變的力量在哪里？ 

我們需要肯定個體和公共空間；需要創意和思想擦出的火花；需要個人、團體及社會的承擔和責任。我們需要用真情實感代替平庸的形式：城市中需要風格各異的樓宇，他們不一定耗費很多金錢，不僅為城市帶來社會化的功能作用，也鋪墊美和城市氣質。社會中需要不同的聲音和行動，災難來的時候，需要更多專業的志願者而不只是“理所當然”的愛心捐款；不公平、不公正出現的時候，有更多的人出來透明討論、提供義務的法律援助而不只是事不關己，漠然接受。 

半個世紀前的《欲望號街車》似乎早就預言了這種困境要怎麼走才找得到出路：“她們告訴我，搭乘一輛名叫欲望號的街車，換去一個叫做墓地的地方，再坐六條街區，到天堂樂土下車。”（原文發表於soho小報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