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谁说话?
我的反应与大多数人不一样,不认为逯军副局长很大胆出位,只是觉得他的话与我们想象中这个层次官员所说的话不同,不再是不会出错的套话与废话,所说的是他心中的真实想法,正如网络上有网民评论的那样:这是大实话。不过这种评论有点正话反说的味道,它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所常说的“权为民所用”只是一种宣传策略,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逯军副局长这才道出了真相:政府和民众不是一体的,相反,是水火不相融的。这也是评论界反应非常激烈的原因,有人兴高采烈,有人疾首痛心,大有亲者痛仇者快的意味。首先要承认,逯副局长的话不是官方对类似问题的正式说法,这种说法肯定是不会出现在正规媒体和红头文件中,这也是此话具有新闻价值的地方,所谓的新闻就是稀缺性,新闻教课书上所说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其次,这不是逯副局长的无心的信口开河或者神志不清时的糊话,在说这话时,他采取了相应措施确保不被采访才这样说的,这些话应当是记者的转述,肯定无法提供原始的音像资料;再次,逯副局长的话里暗含一个前提,他与记者的立场是一致的,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是自己人,所以不必虚与蛇委,敢说出这带责备的话,只是记者并不这样认为;最后,这话带有强烈的情绪,或许逯副局长正为这个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无法给各个方面一个满意的结果,各个方面都死死的盯住他,而他又拒绝两面三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能说这里面没有暗含他刚直不阿的可能。
逯副局长的对错自有他的上级去认定,是他的错自然也少不了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一点让人欣慰的是,逯副局长并没有在这话遭到披露的第二天,第三天就被停职,有组织部门的官员解释这是私人言论,意图是与工作无关。这是让许多人失望的地方,而我却认为这是进步,逯副局长的对与错不能偏信记者的一席话,最起码应当让事情还原真相,还需要了解事情的因由,在这里,我没有记者陷害官员的意思,在我们没有听到逯军说话之前,我们如何判断他没有不同的说法。别说他是官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就是一般的情况,在认定一个人犯错误时,也应该给当事人申诉的机会吧,不能只听一方面的说法吧,再说,就是要处分他,也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只有任命他职务的部门才有权力解除他的职务,而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担心舆论反弹激烈,为了顺应民意随便地由某个领导发话就处理犯错误的官员,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民意在要求从快从重地处理犯错官员之解恨,爽气是不明智的,如果犯错的官员都可以随便地处理,小老百姓摊上了这种事又从何谈起权益之保障?别忘了,当国家主席的权益都没有保障时,百姓被诬陷的机率是成百万倍地增加,谁能确保自己不被“贼”惦记,没有人对你动歪脑筋?要避免随意被处理的诚慌诚恐,就必须建立起严格的人人遵守的约束机制,真正做到以事实为基础,为法律为准绳来评判是非对错。
逯副局长的话之所以成为新闻就在于他的话与官方的说辞不一样,甚至背道而驰,方向相反,如今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一直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在人民利益之外不存在单独的党的利益,两者的利益完全一致,利益一致还分什么你我?我这个人爱较真,就是要跟这句话过不去,利益一致就真的不分你我吗?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分出你我就是大逆不道吗?就该遭受天打雷劈吗?我不认为利益一致就真的没有差别,就真的完全等同。从哲学意义上来讲,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样东西,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再相象的孪生兄弟和孪生姐妹都是不同的,否则他们或她们如何来结婚?再来看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情况,一对要死要活热恋的情人,终于牵手结为连理,组成家庭,他们的利益应当是完全一致吧,人生目标是完全一致吧,他们是否就同质了,这个男人没有自己的利益,这个女人没有自己的利益?男人不再为自己说话,女人不再为自己说话?其中一个人为自己说话就要受到别人的讨伐,就要被人群起而攻之?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几个志同道合的生意人为了谋求更大的利润,组建一个公司来发展生意,他们应当有共同利益吧,他们从此以后是否就真的不分你我?就真的生死与共,每个人都不再为自己说话?每个人都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十足的误区,只要不是一个实体,是分属两个或更多的实体,不管利益如何趋同,关系如何紧密都无法等同,都有属于自己的属性,这是由它们属于不同实体的本性决定的,因此,既然党和人民分属两个慨念,则说明党不是人民,人民不是党,它们还是有各自的属性。既然党是党,人民是人民,不管它们的利益如何的趋同一致,但终归还是可以分出党与人民不同的地方,它们有各自的考虑就不足为奇,既然有各自的考虑,就必然存在维护哪一方的问题,必然会出现为谁说话的问题,也正是出于这样思路,逯副局长话一点也不出格,不点也不夸张,只是据实表达而矣,只是没有使用不会错的废话而矣。
党代表人民的利益,正说明党与人民不是同一个实体,否则这句话就没有了意义,就象我代表我的利益一样不知所云。党与人民不是一个实体,本能地具有各自的利益,为何不直截了当,大大方方地承认这点呢?承认了这点就会导致党与人民的分裂吗?就会否认党是人民的党吗?如果党真是人民的党,承认党与人民分属两个实体并不损伤它们之间利益的趋同性,党如果不是人民的党,在语言上注意再多也无济于事,都不能弥补真实存在的裂痕。有个笑话说,一对新婚夫妇,新娘对新郎要求,亲爱的,从今以后我们不分陂此,没有什么你的,我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新郎马上征询新娘的意见,亲爱的,我们的胡子什么时候刮?夫妻间只要注意不说你的我的就能确保白头偕老,永结同心,避免同床异梦吗?新娘的意图只能以语言来掩盖实质,是不敢正视现实,没有自信的表现,如果她对她的婚姻有信心,还怕承认她与新郎确实有本质的不同吗?其实,新娘的掩盖也无济于事,她与新郎的不同是客观存在,并不能因她用语言的遮蔽就真的消失,而且这种不同完全有必要,这正是她嫁人结婚的前提。党与人民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实体,也正是这种不同,党才有存在的必要,才能显示出党是人民先锋队的地方,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并处于领导地位,如果党和人民完全同质,变成一个实体,党还有先进性吗?党还能领导人民前进吗?别说党与人民不同,就是党内都会存在不同的派别,毛泽东主席晚年最爱叨唠一句话: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原来以为是毛泽东主席晚年对层出不穷的所谓反党集团的感悟,后来才知道这是陈独秀一首打油诗的开头,不了解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否是反驳国民党在国共第一合作中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诬蔑,反正它道出一个事实:党内都会有不同立场的派系,党的内部本身并不完全同质,只是受了党章的制约,才保证了党的团结与纯洁,确保了步调一致,这种制约并没有消灭党内不同的立场,它们的存在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我们要进步就要不犯错误,要不犯错误就要正确处理事情,要正确处理事情就必须要正视现实,不能因为担心什么就否定真实事物的存在,而这种否定只靠语言的掩盖,只靠嘴上的不说来实现。如果我们脆弱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靠嘴上的不说来获取信心,还能成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吗?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多次运用这选择性的失语权,功利性地说什么不说什么,根据需要来说话,最为有名的是关于原子弹的说法。当我们还没有可能拥有原子弹的时候,我们把原子弹贬得一文不值,认为它是不屑一顾的纸老虎,从来不让人们谈论有关原子弹威力的话题,否认原子弹危害的存在,当我们有可能并开始着手研制自己的原子弹时,便放话出来:当掉裤子都要搞原子弹,否则外交部长无法当,否认曾经认为的原子弹只是纸老虎的说法,原子弹真是一无是用,为何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得到它?当原子弹试爆成功,便笑言要给赫鲁晓夫颁发一个数吨重的大勋章,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原子弹岂能是自己没有时便是纸老虎,一点都不可怕,自己拥有时便成了真老虎,威力无穷?这时大张旗鼓地普及原子弹的防护知识,大张旗鼓地宣传原子弹的威力,我们失语权的运用是不是功利性太强了点,无法让人心服口服。如果说曾经的失语权的运用是弱者的保护色,是凝聚力量的必要措施,那么今天我们还需维护这个传统吗,一直要将这种失语权功利性地运用下去吗?在这方面可以与时俱进加于改变吗?还是与时俱进本身都存在一个功利性选择的问题,对我们有利的必须马上与时俱进,对我们不利的继续运用失语权,直到有大张旗鼓宣扬必要的时候。一种策略或者计谋要获得出乎意料的效果,必然是在人不了解,没防范的情况下,并不能反复地使用,如空城计,如果一定要强力推行,就变为强权了,但愿失语权的使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变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更希望民众有更多的权力了解本应知道的真相,参与到社会活动管理中来。
逮军是否应解职要看他是否卷入了“西湖秋韵”小区的不法活动之中,是否违反他的职责,而不能只凭他对记者所说的那几句话,一则,他拥有言论的自由,二则,他只说过一些大实话,不去两面三刀地说些无用的套话,如果他没有违法乱纪,从某个层次上来说,他不失为一个敢说敢当的好官。
祸从口出。罪由心生
是个好官,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好官!!
是个好官,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好官!!
实话实说
恩,的确是个难得的好官!
如网络上有网民评论的那样:这是大实话。
姓逯的说的是大实话,作者说的是大套话、大废话
监督需要环型监督,人民归政府管,政府归纪委管,纪委应该归人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