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国民”大冰山——我们绕不过去的“坎”！

                                       季小岚(转载需注明文章出处)

     一位德国哲人说：什么样的文化就会造就出一个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国民又会造就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百多年来，正是受我们沉重的旧国民性拖累，中国总是从一个历史泥坑里刚刚爬出来，立即又跌进另一个泥坑。        

                一、旧国民性通病——打不破的恶梦旧循环 
     清末几十年，清廷昏庸无能，对内欺压百姓，贪污腐化；对外丧权辱国。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这一切责任都统统推给腐败的清朝政府，我们误以为只要推翻掉腐败不堪的清朝政府，建立“民国”，中国就能奋发图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就能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鞑子皇帝被赶走了，恢复了汉人治国。然而，中国历史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样单纯，从1911年到1949年四万万汉民又立即陷入几十年军阀混战，直皖大战、直奉大战、蒋桂大战、中原大战、国共大战。有些军阀为了筹集军费扩大实力，甚至逼百姓种植鸦片。这个时候，我们又把这一切责任都统统推给这些大小军阀身上，我们又误以为只要消灭这些大小军阀皇帝，中国就可以稳定大发展起来……
    然而，1950年天下一统后，却先是出现“大跃进”全民狂热病，把小麦亩产吹到八万斤、水稻亩产吹到十几万斤，结果几千万人在59年大饥荒中死亡；经济灾难之后便是政治灾难，1966年十年文革浩劫，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文人作家老舍，上千万的国人被无情地批斗。当千千万万红卫兵、造反派要砸烂一切的时候，我们又习惯性地把这一切责任都统统推给这些极左势力，我们又误以为只要有一天能消除这些极左分子的影响，中国社会就会……

    1980年极左之风消失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当以穷为荣的“极左”经济制度被打破后，中国人便带着多少年的饥渴开始了一场“极右”追逐金钱财富的时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整个社会盲目极端追求“经济利益”，工业污染遍地开花；民众也不择一切手段追逐“金钱”，有钱就是爷。与此同时，官员也不甘示弱，于是无孔不入的腐败之风也开始盛行，中国人揭开了金钱政治、金钱社会的大跃进……

     一百多年来，我们每一次进行“大的社会变革”，都是想突破旧圈子，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可是每一次我们都是事与愿违、头撞南墙。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逃脱出“旧国民怪圈子”，始终没有打造出一个“能突破旧圈子，建立一个民主富强新中国的新国民队伍”。其实，清廷、军阀、红卫兵、四人帮、大贪小贪……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都是中国“亿万旧国民”大土壤环境生长出来的“草”。
               二、我们沉重的旧国民性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极权文化”，也称“皇权文化”。它与欧洲古代封建“王权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从秦始皇到乾隆帝的二千年，中国古代“帝王文化”取得了对全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种“东方极权主义”，帝王对全国人民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东方的臣民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诚惶诚恐;任何一个再显赫的王公大臣，只要一旦得罪了皇帝，立即就会召来灭门之祸。而中世纪欧洲各国实行分封制，各国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各个封建主，国王的权力仅限于自己的领地，有的封建主的领地比国王的还要大；臣民觐见国王只须单膝跪地,还可以亲吻国王的手,国王和各封建主的关系仅仅属于大哥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封建主们团结骑士、市民，还组建古代议会，来分享王权。例如英国爱得华三世（1327-1377年）时，国会已经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每年春、秋季个开一次，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在1302年举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

    “极权社会”必然会极端的手段压制国民，其结果就是“民智”极为受锢。到了明清之际，偌大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 

    “极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极权社会”之下，社会上的一切都会扭曲变形，其中当然也包括“国民精神”。“极权社会”产生一种“极权文化”，“极权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处处表现为它的极端性,所以我们又称之为“极端文化”。东方“极权文化”从上到下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文化“金字塔”，亿万旧国民精神构成了庞大的“金字塔”底座。在长期“极权文化”的浸泡下，我们的旧国民性沉垢斑斑：一、极端自私性；二、极端享乐性；三、极端冷漠性；四、极端虚假性；五、极端浮躁性；六、极端软弱性；七、极端专制性；八极端守旧性。

   就象什么样的镙丝配什么样的镙帽一样，什么样的“金字塔”便会打造出什么样的“金字塔”底座——亿万旧国民精神。两千多年来，塔顶（皇权文化）和塔底（旧国民文化）十分和谐、紧密地搭配、组合成古代最庞大的社会“金字塔”。什么样的国民适应什么样的金字塔，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些旧国民打倒一个“旧金字塔”之后，又立即竖立一个“新金字塔”起来。1911年以后“帝王政治”依然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中的主要游戏，而“公民社会”建设100年来却一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来，我们就是没有抓住“先国民，后民国”这根主线，所以到头来，类似吴佩浮、蒋介石、毛大人、王洪文、陈良于的旧国民式人物层出不穷，而类似胡适、艾未未等“公民”式人物却少而又少。

             三 、打造“旧金字塔”是旧国民的长项

   几千年的旧国民正是几千年“旧金字塔文化”塑造的结果，对“旧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与运作极为熟悉，相反对“公民社会”却是极其陌生。所以，近100年来我们的旧国民每一次打倒一个“旧金字塔”社会之后，很快又竖起一个新的“金字塔”社会。虽然每一次金字塔的塔顶也许会换上几片“新砖或新瓦片”，但内部结构却是一脉相传。

    急噪，急于求成，是我们旧国民的一个很大通病。100多年来，我们就是静不下心来，从一点一滴的“新国民运动”做起（欧洲的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前后经历数百年），每一次我们总是心急火燎地追求“短、平、快”的政治大变革，而在我们的大地上旧国民最大的政治智慧就是“垒”不同造型的“金字塔”。于是100年来我们的悲剧总是不断的延续。假如从“五四”时期我们就认真地静不下心来，从一点一滴的“新国民（公民）运动”做起，那么20世纪中后期我们早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可是眼下，一切都还显得那么遥远。时间拖延到21世纪，难道我们这一次还不吸取历史教训吗？

   政治是“上层建筑”，不同的政治类型总需要不同的社会基础。我们几千年的旧国民正是几千年“旧极权金字塔”的社会基础，而“公民”则是“民主社会”的基础。100多年来我们就是缺少这样的基础，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是与“公民社会”擦肩而过。

      所以几千年的“旧国民性”成为我们走向“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座大冰山，我们绕不过去这个“坎”，只有用“新国民浪潮”——公民的“启蒙运动”来融化这座大冰山！

                  四、先有新国民，后有“公民社会”

      当今世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早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80%的国家都已经实现跨入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指由自由公民和社会组织自愿组成的社会。“公民社会”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帝王社会”。“公民社会”中“公众利益”取得了中心地位，过去为帝王服务的官僚政府变成了“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机构，过去的“平民”变成了现代的“公民”。“公民”把人类带到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公民社会”新时代。 

  “公民社会”最初诞生在欧洲，欧洲也是先有伟大的“文艺复兴”后有了不起的“启蒙运动”，欧洲人率先从思想上把旧时的“平民”打造成新时代的“公民”，有了众多的公民，建设“公民社会”便是水到渠成的自然之事。

   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一场“启蒙运动”，用“公民文化”来革新我们几千年沉重的旧国民性，率先打造出第一批中国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启蒙运动”就是一场思想战，一场“公民文化”战胜“旧国民思想”的战争，其意义相当于“八年抗日战争”，“八年抗战”是从肉体上拯救民族，而“启蒙运动”则是从精神上为民族寻找出路。也许每一个人眼中的“启蒙运动”都不尽相同，但我心目中的“启蒙运动”首先就是一场“新国民运动”。要想成功建立“公民社会”，我们至少首先要有10%-20%的国民在“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为“新国民”——具有公民意识、公民人格的现代公民。否则，即使明天我们解决了“体制问题”，那么我们得到的也将是一个世界上最病态的民主社会。旧国民（占98%以上）将搅乱一切公民社会秩序。我们不能再继续重复100年来旧的历史陷阱了。

                五、浮躁，依然是今天的故事

    一提起“公民文化浪潮”，大部分的青年人兴趣索然，他们认为那“一点一滴努力”太小脚女人，要来就来“能让人激动人心的”（标准的旧国民心理特征），过去100多年的错误我们不就是这样一路犯下来的吗？

   不错，“制度”是确立“公民社会”最最重要的东西。谁也不会否认它的重要性。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制度”是最终的确立目的，“制度”也是最稳定的社会约束力。但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来实现这‘制度’的最终确立呢?”这一切还是要靠“人”来实现。所以必须要先有一批“公民”率先从就社会中崛起。过去100多年我们也一直在追求“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确立，为什么每一次都竹蓝打水一场空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缺少一个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公民群体”。

    当前所谓的民zhu青年，从表面上他们义愤填膺，为民呐喊，其实80%对公民社会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更多的内心倾向是“强烈的对社会不满”的反社会情绪,更多的是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大部分不具备真正的“公民精神”，他们既没有“现代公民”的理性思考，也没有“现代公民”的视野眼光。这个群体的人，虽然在认知上他们反对“文革”，却在情绪上与红卫兵最为接近。他们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砸烂他们所不喜欢旧世界，却很少静下心来思考如何建设新世界。只知道一味地追求“破”，而不知如何去“立”，纯粹是只想追求一种“破”的快感，而这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我们的社会最好还是需要一场公民文化的洗礼，一切从打造1-3亿新国民（公民）入手，新国民心中先有“立”——如何成长为“公民”，如何构建“公民社会”；然后才放手去“破”。心中有没有“立”，是新国民与旧国民的根本区别。“新国民运动”也许这个过程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但我们确信这是我们最坚实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