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教授在《一场关于民主的辩论》一文中，经过一系列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看起来是一副鼓励民族创新，建设发展“中国特色”民主的模样。

实际上只要顺从人性，从“国家”的本来面目出发，只能得到相近的结果，并没有什么“西方民主、东方民主”之分，更不存在什么“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说。

承认并尊重人们利己自私的天性，制定规则让大家都尽可能公平合理地利己，这是契约精神，也是顺从人性；国家是由固定地域的人们组成的集合体（公司）；全体公民都是“国家”这个公司的股东；政府只是代表公民（股东）对“国家”这个公司行使组织、协调、保卫、管理等职能的管理层。政府（管理层）理所当然地只能由公民（股东）选举产生，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这是国家的本来面目，也是民主精神的实质内核。

张教授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否定民主，就说民主的精神内核是要的，但是民主的实施形式尽可以有多种选择，自己摸索，不必照搬西方。这实际上是企图采用保留名称、换掉内容的一种手法，就好比北朝鲜也叫“民主共和国”、过去耄动辄称“人民”一样；但是此论调颇具蛊惑性，必须认真驳斥。本文只是一块引玉的砖头，希望能引出更多美玉。
    首先，民主的精神内核从西方发源，流传到世界各地，包含日、韩、台等东方国家地区，其实施形式经逐步完善后都大体相近，应该说这种民主的实施形式已经经过了最广泛的社会实践检验，证实是成功的，具有普适性，中国没有理由拒绝；其程序过程绝不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后再实施民主，而是用民主制度来更有成效地建设经济和发展文化等。日本、西德、韩国等战后一片废墟，因为实施民主而得以高速发展，而同时期中国在干什么？

其次，张教授们想设计另外的民主实施形式，但如何能够让人相信就比现在的高明，不会产生更严重的弊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就是由于过去骨子里担心动摇权力基础，不采用西方国家的成熟做法，强调什么“中国特色”，搞得现在的社会形态成了最糟糕的权贵主义：有权就有一切，权力的回报最丰厚，追逐权力成了最集中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了权贵们手中。这些专家教授们还想设计什么样的“中国特色”民主形式？还想把我国“特色”成什么样子？

第三，一个有良知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绝不应该拿自己民族的前途命运来做自己空想的试验田，放着经过最广泛社会实践检验的成熟模式不用，非要自己另搞一套，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真的是从民族利益出发吗？是否有什么为自己或他人的其他心思服务的成分在内？

最后谈谈我对左愤、伪左的一些认识。

大部分左愤是被伪左蒙骗利用而已，伪左年龄较大，左愤大部分是25岁以下的年青人；左愤最大的谬误在于认为人的本性是利他的或者妄图依靠后天的教化将人们利己的天性消除，全部变成利他；伪左是希望除他以外的所有人都利他以便于自己极度利己，所以总要蛊惑左愤狂热利他，也总想利用左愤的狂热失去理性让左愤忽略对伪左自己的审视而蒙混过关。只要承认并尊重人们利己的天性，左愤所主张的一切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经不起推敲，不过大部分年青左派也没有进行推敲思考的能力，所以容易被蛊惑。很多左派文章看起来总有一些歇斯底里的邪教煽情味道就是这个原因。如这篇文章所说“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云云，这是最轻的煽情了。大部分真诚的勤于思考的左愤在30岁以后会完全转变立场；少部分缺乏道德修养的高智商左愤会变成伪左；还有少部分缺乏思考判断力的会继续左愤的做派，这部分人往往沦为社会的最底层，经常被伪左当枪使。

伪左们攻击民主时习惯说“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如何如何”，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民主派提出马上在中国搞普选。都提出要先开放舆论，加强民主宣传和教育，提高国民的民主修养和素质，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