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新疆暴乱已经过去10天。在经历了暴乱、缉捕凶手与暴乱肇事者、抢救受伤群众，以及向无辜受害者发放抚恤金几个阶段后，中央和新疆当地政府目前正在积极部署今后一个时期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更加赋有成效地加强各民族团结、建设民族和谐的各项具体措施。在此情况下，如何具有针对性地反思民族治安问题，显得格外重要。

笔者认为，首先，重新认识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布局之间的关系，又是首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少数民族的多居地区，正是中国边境地区。而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定与否，与国家的整体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不可分割。例如，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聚居有朝鲜族、俄罗斯族，这与中国同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处，构成直接关系；在北部地区，中国的蒙古族民众与外蒙属同种同族，不仅血脉相连，而且因边境国土与蒙古国绵延接壤，任何内乱外扰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在西北边陲地区，居住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和回族等多种少数民族，他们与中亚诸国均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相融相通。而这一地区，也是“三股势力”活动最猖獗、最密集、最危险的地区。其中，“东突厥斯坦运动”、“伊斯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活动尤为猖獗，这不仅对中亚各国的社会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也对中国西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全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近几年在新疆地区发生的多起恐怖暴乱事件或阴谋未遂事件，均与外国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策划、鼓动有直接的关系。“7.5事件”是“三股势力”最新发起的、前所未有的扰乱社会治安和恐怖袭击事件。

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主要是藏族民众居住地。另外，云南、广西两省，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相对较为复杂的地区。由于印、巴与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各种潜在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并演变为新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中、印边境地区与中、越领土和领海区域的各种挑战依旧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在稳定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关系的同时，确保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安定团结，将对中国整体安全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值得提出的是，西藏地区的安全稳定，还不仅仅关系到中国的内部安全利益，而且对外安全利益同样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边境地区的这种由少数民族构成的特殊地理政治环境，其中又主要体现在由少数民族集居而成的“包围”态势，这为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带来的影响和压力，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尽管俄罗斯也存在类似的安全势态，特别是在去年8月初发生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因独立纷争（说到底还是少数民族矛盾）而演变成的武装冲突事件，以及在北高加索和乌拉尔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但从整体上看，应该说自从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后至今，随着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各国逐渐加强了打击各自内部的分裂主义势力，俄罗斯境内外少数民族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不仅没有大幅度增加，在某种程度上看还算是相对减轻了。这首先是因为俄罗斯（特别是前苏联）一向对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措施，政府对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从不手软，因此在“一面倒”的强势政策下，民族分裂势力很难形成气候。其次，俄罗斯也非常注重与独联体各成员国的安全合作，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强化各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的能力。与此同时，“集安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不仅成员国相互覆盖，而且主要目标和任务也极尽类似，两个组织都是以打击“三股势力”、确保各成员国和地区的安全稳定为最主要目标。这种“内外双重保障”机制，不仅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带来正面效果，而且对整个大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中国当前情况与俄罗斯并不相同。尽管两国都存在民族分裂主义威胁，也同样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周边社会与人文环境的主要构成包括有少数民族，而且在部分地区，如新疆、内蒙古、西藏和云南等地区，少数民族还占居主要成份，因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也就更为复杂、敏感和难于应对。只有认清这一基本形势，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落实少数民族政策，打击民族分裂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即民族团结关系，其基础和总体发展趋势仍然是稳固的、正面的、健康的；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也是正确的、积极的和持续的。这种总体趋势，并没有、也绝不会因为去年4月发生拉萨打砸抢事件、今年7月发生乌鲁木齐暴力扰乱社会治安事件而有任何改变。相反，两次严重事件只能更加积极促使中国政府加强打击民族和国家分裂主义活动。这一点显然是定而不移的。

笔者认为，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在今后应对民族分裂活动时是否可着重考虑四点：

     1.必须从快、从严打击民族分裂活动。对那些参与民族分裂活动的少数坏人，无论其民族成份如何，必须坚决镇压，毫不留情。民族分裂活动有连锁效应，如不及时制止，不仅会迅速蔓延，而且还会由“相对简单事件”演变成“绝对复杂事件”，因此对此类事件必须从一开始就高度警惕，坚决、果断、迅速地予以制止。

     2.  对采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挑起民族冲突的人，无论其涉及的程度深浅，必须从严惩治。惩戒效应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在这方面，俄罗斯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也必须严格掌握“用政策解决民族分歧，用法律解决民族分裂”的政策界限。

     3.从当前国内外形势看，民族暴力冲突由小至大、由寡至多，最终势必会与民族分裂、国家分裂归结相连。形式上的治安事件，很可能会演变成政治事件。因此，政府在由“治安”到“政治”两阶段的处理手段上，必须始终贯彻“以治安稳定政治”的思想概念，而不可将两者分开。换句话说，过去我们以为长期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包括思想教育、政策和法制宣传等）并不会演化为即时的社会安全冲突，更不会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但眼下发生的一切已经足以证明，这很可能是错误的。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不仅有组织、而且有能力在短期内发动暴力攻势。民族团结和民族和谐的“认同面”，还有相当的残缺，而这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4.这次新疆暴力事件，由于死伤数量颇大，且汉族和维吾尔族都有民众伤亡，流血事件造成的民族仇恨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消除，而且依然有随时爆发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对此，如何把可能的重复性危机及时制止于萌芽状态，将是未来保障民众生命与财产安全的重大挑战。各级领导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再次可能发生的冲突，都将会是流血冲突。因此，在对此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的同时，配套各种应对的紧急预案措施，乃是减少民众生命财产损失的唯一途径。那种以为这次事件过后将不会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想法，是绝对危险和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