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大师何以成为大师？

林  坚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而特别在人文领域（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哲学等方面）取得卓著成就的大师，他们开风气之先，在一些学科领域做了奠基性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学术发展。

   所谓“大师”，必得有独具只眼的眼光、广博精深的学养、超凡脱俗的见识、胸襟开阔的气度，在某个领域有卓著成就、开风气之先、启无数后学，具有大智慧、大成就、大贡献者。

   何谓“人文大师”？指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卓越成就、并有重要影响的大师级人物，主要是在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等方面有高深造诣，学贯中西、会通新旧、视野开阔、卓尔不群，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贡献的学术大师。

   就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看，称得上大师的可举出很多，如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人文组共有28位，均可称为一时之选；1955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选出的学部委员也可当之。但就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作出开创性、奠基性贡献而言，可把人选定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胡适、傅斯年、金岳霖、冯友兰等。当然，这不是一份完全的名单，还可以增补，如鲁迅、郭沫若、顾颉刚、李达、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季羡林、任继愈等。

   就学识广博、方法新颖和独特而言，我们属意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胡适、傅斯年、金岳霖、冯友兰。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胡适受梁启超很大影响，又作为傅斯年的精神导师；傅斯年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为史语所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组长；陈寅恪和金岳霖、冯友兰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的同事；金岳霖、冯友兰对清华大学哲学系有很大贡献。除梁启超、王国维外，其他几位都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

   这些人文大师主要集中在历史、考古、文学、哲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得益于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创新，特别在治学和研究时采用新方法，应用新工具，重视新材料；兼具中西学术之优长，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学养，又多有在世界著名学府留学或在国外游历之经历，眼界开阔，视野开放；或得名师指点和提携，或深谙先哲大家经典之精髓，学识渊博，广吸深纳，而自有心得，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欲言而不能言，奠定了现代学术的基础。

   这些人文大师何以成为大师？有多种机缘，择其要者，包括以下方面：

1. 时代之机

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和旨趣，也给学术大师的成长提供了机遇，如他们生当旧

时代和新时代的过渡时期，需要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的思想启蒙和行为先导，梁启超、胡适等正当其任，可谓“既开风气又为师”。

   地域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胡适深受徽州文化影响、赵元任曾在不同的方言区生活、傅斯年受齐鲁文化的熏陶，等等。

2. 求学之遇

每个人都受到家庭、学校的很大影响。家世传承无疑给人奠定立身处世的基础，父母可

算是第一任启蒙老师。

   在求学路上，老师的指点极为重要，“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师承关系在大师成长的路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梁启超为康有为弟子，王国维得罗振玉提携，胡适深得杜威真传，胡适与傅斯年为半师半友关系，陈寅恪在多国游学，金岳霖曾研究格林、拜访罗素，冯友兰曾受教于胡适、梁漱溟，等等。

3. 治学之道

大师自有独特的治学之道。他们皆学贯中西，既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西学的濡

染，多有在欧、美、日等留学经历，接受新思想、新气息，而会通新旧；他们具有深思睿智，学识高深，极力创立新说，既重理性，又融入情感，坚持学术自由、独立，具有坚忍的毅力，通过多种途径，博学多闻，视野广阔，兼收并蓄，兴趣广泛，而学有专攻，自有心得。

4. 方法之要

   大师在研究方法上均有独创，也有共性，如注重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结合，注重实证和考据，又兼具抽象辩证思维，既善综合、整合、融通，又工于分析、细化、考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文史哲互通，从多方面相互参证。发明新原则，创造新方法，研究新问题。

     主要方法包括：

n兼容中西n会通新旧n融合古今n动静等观n互为参证n学科互补n精密考证n注重源流

n系统方法n比较方法n分析方法n综合方法n辩证方法n科学方法n人文方法n逻辑方法

5. 为人之德

大师皆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高尚的情操、优良的道德、

宽广的胸襟、善良的品格、卓越的风范。

   他们人品高尚，追求人格完善，更重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6. 育人之功

为人师表者，传道、授业、解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他们以学术为职志，开创新风气，爱才、识才、护才，培育了许多人才，启迪无数后学，

具有开山育人之功，影响了学风和世风，值得后人景仰和敬重，并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

   了解人文大师们的治学成就，特别是其奠基性工作，深入探究他们的创新方法，对于今天我们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科技创新也有借鉴价值。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人文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