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任继愈先生

知道任继愈先生只是最近两年的事，在央视的访谈节目里看到两次专访，90来岁的年纪，口齿清楚，言语有节，观点犀利。现在人们把他和季羡林先生都称为大师，但真正看过大师著作，甚至知道大师名字的人也不见得有多少人，这就像很多党员未必通读过党章，翻看过马恩著作一样。学问家谢世，总是让人感到遗憾，但至为遗憾的事还远不止于此。

我总偏执的认为像任继愈和季羡林这一代学问家，他们人生坎坷之余，留给大众可供汲取的思想并不多，这“并不多”不是指他们的学问不到家，而是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在慨叹他们的命运，敬仰他们的学识之余，似乎并无其他受教之处，仅是让人们多了些大发“参悟人生”感触的由头而已。现在被我们称为大师的人，包括冯友兰、许嘉璐、钱钟书等，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多是正本清源的学术总结、西学译介，鲜有独创的思想体系，我绝不认为这些大家做不出思想创建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他们难以发挥出创建的本领，很有些纪晓岚奉旨编《四库》，穷其一生，轮到自己头上，只能只弄出本《阅微草堂笔记》来。

    王岳川先生之前就曾撰文，批评当代文字工作者写东西没有思想性，但很快就遭到跟帖者的埋怨，因为大家都明白，像思想这类东西，并不是“有和没有”问题，只是一谈到思想，大家就讳莫如深罢了，这里边除了有文革后遗症，也有极端自由派自以为是的“暗爽”情结作祟。尽管动机和担心各有不同，但表现方式都一致的选择沉默。思想嘛，似乎本来就是一件只需要想不需要说的事，学问家当然也就安心做学问，传道授业已经足够，至于“争鸣”这件事，还是留给胆子更大的人吧。所以我们的“大师”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博闻强识，以及对人生的“阅微草堂”，人们在纪念大师的时候，也都从这两方面入手公表作文，大发“仰止”情绪，只见著作等身的文字厚度，却不见思想体系的别样维度。

    其实，如果认真看一下任继愈先生的访谈节目，你就会发现，这位老先生针砭时弊的言论和观点，远胜于那些哲学史、宗教史的汇总功绩，比如他提出学习古代科举的方法，来选拔专业人才，以此给那些面对高考，又严重偏科的人提供更多的求学机会；他还非常明确的指出，现在的人们都太心急，总想一夜之间遍地是自由民主和哲人王，实际上这些事物都是需要时间来培育，并非一朝之功等等。

    很遗憾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任老先生的这些功在千秋，深具现实意义的观点言论，很少能够以更广泛的渠道散布开来，作为受众，你只能撞大运似的偶尔见其峥嵘。这类真正有价值的讨论，也总被限定在特定的“精英”阶层进行，居高声“不”远，木秀风不及，影响也就十分有限。再想想当年美国建国前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他的一本讨论国家和政体的著作《常识》，几乎在当时的北美大陆达到了人手一本的地步。

    所以，身为哲学家，翻译一辈子别国的著作，总结一辈子前人的哲学观点以为史，这难道不是件很奇怪的事吗？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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