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任老：有多少话要说？
张正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惊悉任老继愈先生去世，我颇感突然，总觉得难以置信！
三天来，我什么也不想做，除了看新闻，就是上网浏览相关信息。想写一篇怀念文章，却不知从何说起。心里难受，埋头通读了一本《中国近代史》（又名《中国的奋斗》第六版，徐中约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一版）以寄哀思。
任老走了，有多少问题向您请教？
我和任老交往已经有十几年了，和他当面深入交谈过四次，每次见面都有两个小时左右，实在不忍心劳累他，只好依依惜别。总是想，下一次再来，再向老人家请益，因为，我有很多问题要和先生讨论……当我从电视新闻得知先生逝世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世事无常，我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电视上看到北京图书馆詹馆长谈怀念任继愈先生的情景，我颇有同感。任老给我的印象是仙风道骨，儒雅恬淡、平易近人，在他面前会感到一种笃定和安宁，他的心里总是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没有牢骚，没有废话，没有繁琐，没有烦恼。他的头脑非常清醒，精神清爽，丝毫不见疲倦和懈怠。我每次和他交谈都要到快中午12点，他的谈吐不快不慢，他的穿着和办公室的装饰都十分简朴，洁净、素雅，很有周恩来的风度。然而，我发现他的袖口总是自然松开，内心恬静，外表自然，不拘小节，专心大事，这就是大师的风范。
先生说：“文革”就是“种牛痘”，中华民族从此有了预防“天花”的免疫力，中国因此有了对于民主暴乱的抵抗力。他对“文革”的认识不同凡响，令人深思。
先生对于中国的教育忧心忡忡，先生提出恢复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大胆设想简直是“异想天开”，对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反思，对于人才选拔制度的建议，先生的“思想解放”在中国百年思想史上都是罕见的。先生对于中国当代教育的批评可谓发聋振聩！
先生说：“儒教”就是中国的宗教。儒学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学家，作为一个卓越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先生对“儒教”的看法就像是投向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声炸雷！记得十几年前，我在酒泉市参与创办《伦理道德报》，我写了一篇《儒家伦理道德》，对于“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和现代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先生给我写来了一封长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观点。后来，《伦理道德报》登刊了一则农村贫困儿童的故事，先生特意给报社寄来了200元钱资助那个穷苦的小姑娘。
2008年春，我去北京，专门拜访了任继愈先生。当时，正值西藏拉萨“314事件”之后，对于整个藏区的这次“骚乱”，先生也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改革开放30年来，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先生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我们汉族是“老大哥”，如果“老大哥”不能做出表率，又何以服人？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在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方面不下大功夫，治国平天下谈何容易？
记得先生说过，中国当代需要董仲舒式的人物，需要“百科全书”式的“大家”。只有像孔夫子那样的“集大成者”才能担当起时代的使命。
先生说，中国不能事事向西方学习，譬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就需要继承……
先生说，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英国和美国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特别给我看了一份参考资料……
在先生的身上有一种道家的气象，我总觉得他会长生不老。一旦先生驾鹤西游，往日的谈话犹如空谷足音，回荡在我的脑海。先生走了，留下了多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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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党校詹宇国和任继愈先生在一起。 |
先生走了，北京图书馆的那一间办公室将再也见不到这位世纪老人的身影。
先生对于佛教、道教和儒教的研究奠定了中国未来学术研究的基础。建议国家图书馆创办一个“任继愈先生纪念馆”和“中国宗教研究中心”，继承先生的思想文化遗产，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珍惜。
张正春摄影
张正春，男，42岁。现就职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人并非专业摄影师，然而，工作之余，爱好摄影艺术，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宁静和乐，美在其中，乐在其中矣。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佛性俱足，一体同仁。自然的秘密，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修身养性，明心见性，德在其中，道在其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