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全世界铁矿石头号需求大国，每年需要进口的铁矿石数量占据了国际铁矿石贸易总量的一半之多，然而，我们每年的铁矿石协议价格总是被动的接受日本、印度等和世界三大矿商的谈判结果，总是不得不默认人家谈下来的较高的长协矿价格。无论如何，这种与自身身份不对称的事实对于中国而言简直就是莫大的屈辱。比如说，泰国是全球最大的大米生产国和出口国，那么国际米价就是由人家泰国确定的。而我们，无论是作为供方还是需方，即使占有量的绝对强势，也无法掌控贸易领域的核心优势—定价权。

中国在2008年以前基本上是以宝钢为主导的各个钢铁企业和国际三大矿商（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的淡水河谷）来谈判每年铁矿石的协议价格。这样的弊端是容易被谈判对手利用，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让国内钢铁企业间互相竞争，推高协议价格。为此，从去年开始，搬弄出个“中钢协”的机构来代表中国钢铁业和对手谈判；哪知，同样是卸羽而归。去年就是被日本的钢铁企业新日铁和巴西的淡水河谷谈成了一个涨幅85%的高价，今年因金融危机的影响，铁矿石需求大幅回落，但同样被新日铁和力拓谈成了只降幅33%的相对高价。而中钢协本寄希望的降幅是40%以上；再加上中铝注资力拓被拒，实在是让中国很受伤。

为什么新日铁这些日本企业能够接受中国企业认为较高的铁矿石价格呢？首先，这些国外的钢铁公司更多的是生产高端产品，比如新日铁甚至能规模化地生产堪称“艺术级”的钢产品。而这些高端产品，其价格中比重更大的是科技创新和科技优势，而我国更多的是如建筑用螺纹钢等低端产品，而低端产品的成本更多的是来自于铁矿石、焦炭这些原材料方面。所以，对于原材料价格的起落，我国钢企相对于日本而言，显然要敏感的多。在这里我举个例子，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作为铁矿石的巨头，它也生产钢材；它在我们国内生产钢板的工厂目前就有上海和广州两家，它有些钢板的钢卷就是使用上海宝钢的产品，但是经过BHP的加工处理后出产的钢板就比宝钢自己出品的钢板价格至少贵50%以上，而且很多国外客户更中意BHP的产品。其次，新日铁在全球范围内也拥有铁矿石矿山，铁矿石涨价后它同样会受惠。

而中国，在中钢协不得不接受日本谈下来的这个高价而颜面尽失、恼羞成怒之下，拘捕了四名力拓员工，罪名是涉嫌商业间谍和商业贿赂。

那么，我们更要反思的是：我们在铁矿石谈判屡次败北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相关从业人员的腐败吗？诚然，国内大钢企或其高管们可以拿着长协矿价格在国内按现货价格甩手倒卖赚取差价，尤其是目前大钢企产能过剩的前提下更有其投机空间，因为它本身也用不完。但是，这种钢企因自私的利益而暗中不配合中钢协的冗长谈判不是问题的根源；同样，以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总经理助理谭以新之流为代表的中方人员被对方收买透露谈判底线也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人员坐在谈判桌旁就是谈不过坐在对面的那帮家伙。比如，笔者上一篇文章《科技促进人道》里有说，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的一举一动都被美军窥探的清清楚楚，但是，你要想一下，即使美军无法达到知晓萨达姆调动军队的底牌，也照样能获取军事的胜利，因为实力在那里摆着呢。必须承认我们从业人员的能力和人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我们作为铁矿石最大的买家无法掌握其定价话语权，更重要的是我们人才的匮乏。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我们的综合环境体制也无法让人才脱颖而出发挥其能量；这样，就使得我们在各行各业几乎是全方位的落后。所以，改变我们的教育成为中国能否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不被蹂躏的关键因素之一。

至于在现有体制下如何改革我们的教育，笔者准备在以后的博文中专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