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悲哀，颜昌海先生     
   
   今天，来来看到了两篇文章，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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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季冰：这是范美忠的时刻2009年07月16日 08:31潇湘晨报
   据报道，备受争议的范美忠受邀参加将于下月举行的北京798双年展。上海《东方早报》一篇题为《“范跑跑”跑进798双年展》的报道说，策划者“试图以这种类似于解构的方式来刺激中国当代艺术圈”。而他的受邀辞为:“鉴于您在公民社会进程发展中的事迹，遵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原则，特邀您参展该项目。”

    如果艺术是一个时代的人类精神——包括情感、欲望、观念、思维方式等等——的典型化呈现的话，那么我认为范美忠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普遍意义的“艺术家”。或者说得更彻底一点，人性的时钟现在恰好转到范美忠的时刻。
    来来说：呵呵。
   
    在去年此时，范美忠的批判者、理解者、辩护者、支持者以及他本人都动用了一般读者不容易理解的大量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概念，以便把他在地震那一瞬间的“跑跑”行为剪裁成各自信奉的“主义”的注脚。
    来来说：当时很热闹。
   
     “范跑跑”之辩的核心是“善”和“权利”的关系问题，非常意味深长的是，两者在英语里是一个词:Right（鉴于“权利”总是复数状态，所以当人们说什么东西“好”、“对”和“善”的时候用的是“Right”，而当他们说到“权利”的时候用的是“Rights”）。事实上，这决非偶然，这个词的意义演变深刻地揭示了古代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的转换。当代著名德裔美国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经深入研究了古代社会的“善”是如何逐渐转变成现代社会的“权利”的。
   来来说：大家应该认真看看列奥·施特劳斯的著述。  
  
   简言之，无论是基督教欧洲还是儒家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石都是“善”。为了达到人人向“善”的理想，古代社会毫不犹豫地实施强迫。现代社会是以对“权利”的尊重为基础的，而“权利”的本质就是免于受到强迫。的确，在对“古代”的反抗中，“现代”大获全胜。因为所谓“善”在很多时候是相对的，不同的人很难达成共识——古往今来人们为了达到“善”而犯下的罪行难道还少吗？而将一切诉诸“权利”就简单得多:只要不损害到别人的相同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
   来来说：我们现在起码是对“善”不过于强迫了，虽然社会舆论（道德）还有哪么一点点，就这一点点有些人还呛声。
  
   问题在于，从“善”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现代人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用“权利”来取代“善”只是一种避免专制和争端的无奈的权宜之计。只要人没有降低为兽，就永远要面对善恶问题，“现代”的解决方案并不能消除这个人类根本问题，只是将它悬置起来而已。列奥·施特劳斯一语中的:“‘现代’建立在稳固但低级的基础上。”
    来来说：呵呵。
 
    像范美忠这样饱受“现代启蒙”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把“跑跑”的“权利”等同于“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假如人人都能充分尊重他人的权利，这个社会就会自动实现古代依靠强制从未实现过的真正的“善”。靠着这样一个逻辑，他们自信地认为已经在“权利”与“善”之间架起必然的桥梁。这个逻辑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对于经历过极端年代的中国尤其如此。这就是我说这是范美忠的时刻的根源。
    来来说：同意。

    然而，权利的普遍落实真的能够与善画等号吗？当范美忠仓皇“跑跑”时，鼻梁上戴着的那副眼镜享受到了与武警第一艘进入映秀镇的冲锋舟、坠毁的邱光华直升机组的残骸一视同仁地被收藏进汶川地震博物馆的同等“权利”以后，这个曾经困扰过无数哲人的问题仍然需要被一再追问。
    来来说：大家说说是否应该追问？
    来来说：大家看看颜昌海先生这篇博文吧。   
                                                
                                          60年来北大唯一成就，是培养了范美忠 
                                        颜昌海的博客发表于 2009-07-16 03:23:44
    笔者信息闭塞，对于北大的听闻，幼年是造反派北大首领聂元梓；聂元梓失事后，中央警卫团宣传科副科长迟群和毛泽东机要员谢静宜执政北大，于是这两个人又成为北大的象征。青少年时期，国家恢复高考，校长在台上呼口号，要求学生“跨长江、过黄河、进北大”，群情激奋；但由于自己数学成绩太差，终因底气不足而未敢填报北大，到了一所笔者至今认为比北大优秀的大学——吃不到的葡萄未必就酸，但笔者一贯坚持已经吃到的葡萄全球最甜。最近对于北大的关注，是因为东方学宗师、北大教授季羡林，他去世了。季羡林也曾勾起笔者幼年的回忆；因为在季羡林眼里,“文革”时北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是坏人。他在《牛棚杂记》一书中的一些回忆对聂颇多微词,说他受罪是因为得罪了聂元梓,他甚至称聂元梓是“破鞋”。
    来来说：颜昌海先生信息确实有点闭塞，管窥了北大的象征，我看你吃不到的葡萄就认为是酸吧。

    除了这些，笔者的记忆里对于北大，没有什么大印象。如果有，就是前几年卖猪肉的北大才子。但北大才子卖猪肉，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不卖人肉就行。但有些北大人将人肉的良心当猪肉卖，却在中国不引起轰动，才是一件大怪事。
    来来说：“有些北大人”占北大人百分之几？
 
   去年笔者才真正认识了北大，觉得它了不起。这，是因为北大毕业的范美忠，人称范跑跑。在一片假道学、伪正义者对他的围剿中，笔者很写了几篇文章为他喝彩。
    来来说：呵呵。    
   
    但同时，笔者也为北大感到悲哀，因为60年来，北大仅仅只培养了一个范美忠。
    来来说：呵呵
   
   凤凰名博卫金桂的最新博文，让笔者又来唠叨北大和范美忠。笔者偷懒，就先抄袭一些卫金桂博士的文字。

   卫金桂博士说，汶川地震博物馆经过近一年紧张施工，目前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正式建成。五万多件展品陈列其中，范美忠的眼镜被列为展品。对于范美忠在大地震中的行为，笔者当初有不少文字见诸报端和网络。作为一个灾民，如果他舍己救人，是崇高的；跑出来逃生，同样让人理解，而敢于承认自己就是跑了，那番真诚和承认的勇气，对干着鸡鸣狗盗勾当念着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伪君子们是绝妙讽刺。
    来来说：范美忠“真诚和承认的勇气”和“干着鸡鸣狗盗勾当念着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伪君子们”确实是半斤对"九"两。
   
    中国人的私德很缺乏可圈可点之处，但动辄想永垂不朽，想名垂青史，想留取丹青照汗青。而对别人的惩罚，也最希望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家陆天明在5.12后就发表长文，题目就是把范美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范的眼镜本次被选列其中，博物馆承办方的意思笔者不详，但当下的部分理解者，还有将来的部分正人君子，肯定会将这副眼睛当作范美忠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证据。
     来来说：晕，走着看吧。

    范美忠这次献出眼镜，再一次彰显出他的非凡魄力。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应该不陌生中国人写历史的方式，和采取将历史事件污化扭曲的惯技，尤其在中国蔑视人性而将道德凌驾于历史评判的大环境之下，此举本身就是飞蛾扑火，而他如大地震后一样勇敢，还是做了。我想，未来的中国人评判这幅眼镜时，哪一天将个人生命的价值看成首要，不再坚持将它作为别的生命或其他所谓各种伟大事业的附属品，而是尊重每个人生命的平等价值，遵从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处置意愿，主张通过人的团结和协作，保护所有人的生命，中国就进步了。
     来来说：范美忠这次献出眼镜，确实“彰显出他的非凡魄力”！他把“个人生命的价值看成首要”，“中国就进步了”，那么，对应该履行的职业义务，我们的反侵略战场、消防战场、高一层的见义勇为战场逃兵就理直气壮了，中国就进步到国际化了。
 
    卫金桂博士说，为了范美忠眼镜的展览价值更为清楚明白，有几个“君子”的相关言论，包括图片、文字当陈列在一起，他们是：郭松民作客凤凰时痛斥范美忠的照片、最好是视频；余秋雨的《含泪劝告震区灾民》，“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于丹的“让我们替死者很好地活下去”；王旭明梦里对范美忠的怒斥及教育部在5.12后关于教师行为规范的条例；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纵做鬼，也幸福”、“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来来说：还是让汶川灾民讨论“ 范美忠眼镜的展览价值”吧。讨论的范围可广泛，包括jiao室建筑质量。   
   
    对于卫金桂的最新博文，有人评价道，“范美忠的勇敢和真实在当今中国又有谁能与之相比，如果说中国还有希望就是还有范老师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有人说，“失职、渎职、贪腐的官员比比皆是，要论对国家的危害，随便拿出一个也比范美忠严重得多。相比起来，范老师承受的惩罚太过了。”当然，君子就是君子，哪怕是伪的，至今还在范美忠面前“道德”勃起：“范美忠应该为自己的不负责任感到负疚，北大应该为培养出了这样的‘才子’而负疚，中华儿女因为出了个范美忠而倍感羞耻……”；笔者不知道这样的表达者，自己是如何地有“责任感”，无非是应了卫金桂所说，这样的人，其实“私德很缺乏可圈可点之处，但动辄想永垂不朽，想名垂青史，想留取丹青照汗青”。
    来来说：下面我要问问颜昌海先生的 “责任感”，呵呵。
   
    范美忠仅仅说了真话，当时他的行为也并未伤害到任何人。可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地震中伤亡，灾区的倒塌校舍死了那么多学生，至今却无问责结果；这些有“道德”的家伙对此心安理得，在这里却要“范美忠应该为自己的不负责任感到负疚”！这德行真让笔者作呕。
    来来说：颜昌海先生你真的有所谓的洁癖吗？
   
    在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责任感，但最没有责任感的人，往往将责任感三个字喊得最响亮，就如贪官最喜欢在台上口沫四溅地反腐败一样。而笔者认为，范美忠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在这个说假话和虚伪表达成为时尚的国度，敢于用真话将自己点燃，成为一支自焚的蜡烛，洞穿虚假灵魂的黑暗，让人知道光明磊落的珍贵。
    来来说：请教颜昌海先生，称赞怂恿“说真话和真诚的逃兵 ”是否有“责任感”？ 
   
    笔者觉得北大了不起，是因为北大培养了范美忠；笔者也为北大感到悲哀，是因为60年来，北大仅仅只培养了一个范美忠。笔者也许孤陋寡闻，但笔者的记忆中，似乎北大60年来所培养的学生中，并没有比范美忠更能如此胸襟坦白的人，也并没有比范美忠更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身体力行北大校训的人。
    来来说：呵呵。  
  
    北大校训，是广为人知的“相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早在2003年2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金开诚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漫话校训》一文。金教授说，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都令人大为激赏。可是作为长期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北大人，金教授竟不知道北大有什么校训。他说，“不论同哪位（北大）老友闲谈，首先提到的总是‘相容并包’，因为这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主张，后来常常受到人们的称赞，故而广为人知。”，可是广为人知的，却是“相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金教授惜墨如金，硬是把“思想自由”四字给“惜”去了。其实不但是金教授，现在几乎所有的北大人在“正经场合”都会“惜”掉这后四字。“惜”掉下半截，仅剩前半截，金教授还要打对折，说“相容并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明主张，恐怕不能绝对化。拿现在来说，分裂祖国的言论，北大岂能容它？歪理邪说，北大岂能包它？”金教授是大家，见多识广，可这样的雄辩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凡是强调“历史条件”特定，实际都是“现实条件”特定；因为即便是在蔡元培时代，仍然可以对“相容并包”提出质疑；比如强奸的行为，北大岂能“容”它？轮奸的勾当，北大岂能“包”它？可当时却没有人这么质疑。世上的事物，如果要否定它、淘汰它，定然可以找到堂皇的理由，这就叫“何患无辞”。
   来来说：颜昌海先生是否认为北大不应该是搅拌机下的提炼机，而应是低级发酵机？
  
   但即便是在金教授看来“很有道理，无可置疑”的两个例子，“分裂祖国的言论”和“歪理邪说”仍然可以“相容并包”，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里就非常“相容”魁北克人“分裂祖国的言论””；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上，也大讲历史上的“歪理邪说”，比如白莲教、太平道之类，在历史上它们都被视为“歪理邪说”，如今却被北大“并包”。1966年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等7人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毛泽东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并批示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从而北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名声大噪，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后来连东方学宗师、北大教授季羡林也说聂元梓是“破鞋”。可见，什么是“歪理邪说”，并无最权威的判断者。
    来来说：呵呵。
   
    社会进步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是光明与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连“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说，野蛮的一方便索性连“相容并包”也像割阑尾炎一样地给一体挖去。因此，蔡元培先生这八个字到如今，就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堂堂北大，连校训都要东找西挪。
    来来说 ：颜昌海先生，知文明光明乎？               
   
    对此，有一个后来的“北大的同志”说了，除了“相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以外，汉语里再没有别的组合能比这八字组合更能“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的了；谁淘汰这八个字，谁就是北大历史上的罪人，中国历史上的罪人。
    来来说 ：这个“北大的同志”的话，颜昌海先生真正理解了吗？北大的思想水准、自由的方式、相容的方法、并包的途径，颜昌海先生真正了解吗？
   
   在北大担任6年校党委书记的任彦申教授在其《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书中说，北大历来以文理学科为主、以基础研究见长，重学而不重政、重道而不重势、重学而不重术，可以说是北大的传统。北大更看重在认识世界方面有什么新思想、新见解；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北大常常“内战外打”，北大人在外面说北大的坏话是常有的事，人们似乎也无所谓。北大包容性较强，颇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风度，各种不同意见都允许发表，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怪诞不羁的人都允许存在。
     来来说 ：颜昌海先生，范美忠“有什么新思想、新见解”？北大的“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怪诞不羁的人”应该是有德能的，范美忠的德、能在哪里？
   
    后来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的任彦申教授关于北大的概括应该是准确的，它就是蔡元培“相容并包，思想自由”校训的阐明。然而，笔者从金开诚教授的文章中，却看出北大的传统从“重学而不重政、重道而不重势、重学而不重术”已经蜕变为“重政而不重学、重势而不重道、重术而不重学”了。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而五四运动是北大师生的杰作，其宗旨就是“科学”、“民主”，但90年后却被北大说成是宗旨是“爱国”——当然这也没错，崇尚“科学”、“民主”的目的本身就是爱国；只是味道大变，此“爱国”非彼“爱国”，是“历史条件”的特定匍匐于“现实条件”的特定而已。
    来来说 ：颜昌海先生，北大的味道“要”变，但是调味师不会是你。
   
    在这种“现实条件”的特定下，蔡元培“相容并包，思想自由”校训，当然要被阉割。
    来来说 ：想当然不犯法不背德。   
   
    因此，范美忠能如此胸襟坦白、冒天下之大不韪，身体力行地践行北大校训，让笔者感佩。特别是范美忠践行被现在几乎所有的北大先生们“惜”掉的“思想自由”，更是意义非凡。——有人说，如果你被废墟压着，你还喊个屁。但事实是，许多人已被废墟压死，可活着的人连喊的勇气与道德都失去；人们正在被废墟压着，却去高唱废墟的伟大和荣耀。同范美忠相比，这显得多么的缺德与无良。
     来来说 ：这个要让汶川灾民来评说吧，颜昌海先生们评说不合适。汶川灾民们：因为反对贪官污吏，就要支持范跑跑这个无耻逃兵的“诚实”？！中国就没有真、善、美兼有典型人和事？颜昌海先生们割裂真、善、美的目的究竟为什么？
   
    北大教授季羡林教育学生，“说真话，不说假话”；但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60年来，北大唯一就培养了范美忠。笔者希望今后6年，北大能有更多的范美忠出现。
     来来说 ：这个要让汶川灾民来评说吧，颜昌海先生们评说不合适。汶川灾民们：因为反对贪官污吏，就要支持范跑跑这个无耻逃兵的“诚实”？！中国就没有真、善、美兼有典型人和事？颜昌海先生们割裂真、善、美的目的究竟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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