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以自私自利、缺乏诚信为耻的社会里，“欺骗”似乎成了中国社会每一个行业和阶层的“潜规则”。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标榜自己“诚信”，一定会受到周围人的质疑和责难，如果这个人因为自己的“诚信”吃了亏，周遭的人反而会嘲笑他“傻”。在我们的社会里，说真话、办真事变的那么难，“真实”成为一种最奢侈的要求。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呼吁和探求，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社会诚信水平，其中最着急的也许就是教育工作者了，在无计可施、慌不择路之际，有人就套用邓小平曾经说过的“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做起”，主张“诚信要从娃娃抓起”，西南大学最近推出的“电脑为在校学生诚信打分”就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

我们不排除校方此举是出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即用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学生的诚信水平，成长为一代讲诚信的新人。但是即使这样好的初衷也不能掩饰这个制度的滑稽，且不论把相对抽象的“诚信”标准纳入到量化考核中是否适当，用机器来判定一个人的道德诚信，本身就是教育者的悲哀，况且机器又是由谁控制的呢？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国镛说，“日常消费行为、思想政治学习、专业课程学习、求职应聘经历和人际交往等5方面情况，都将由辅导员或班主任详细录入电脑。”那么辅导员和班主任的诚信又由谁来监督和保证呢？

我们都经历过大学时代，面对这样的制度要取得高分，比较起“在日常消费行为、思想政治学习、专业课程学习、求职应聘经历和人际交往等5方面情况”的完美表现来，还是和负责打分的“辅导员或班主任”搞好关系，来的更容易一些。请老师吃顿饭、送老师点礼物，或者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中国是最讲究“走关系”，相信这种办法总是不缺的。之后，便只要一个默契的眼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制度赋予了“管理者”太大的权力，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只会导致腐败。

更为滑稽的是，西南大学的此项制度还规定“大学生在校恋爱是否存在欺骗他人感情”的情况都将作为是否诚信的评判因素之一，而计入系统接受统一评分。”怎样界定“欺骗他人感情”？如何监督？怎样打分？这些连婚姻法和治安管理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都暂且不谈，青年人的恋爱和感情是私人世界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隐私，把这也列为“考核指标”不仅让我想起了“老大哥”的“电幕”，让你的一切隐私无所遁形，皆大白于天下。这样的制度好不好我们不说，有没有必要、能不能执行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或许人家也未必想真的执行，不过是一个好看的招牌罢了。

青年人总会苦恼，因为这个世界牢牢的控制在成年人的手中，他们所做甚至所想的一切，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成年社会的压制或影响。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相对不健康的大环境下，“诚信从娃娃抓起”、“从年轻人抓起”、“从下一代抓起”是否是适当？用无情的限制和监视年轻人的方式来为成年人肮脏的世界来遮羞，是否通情理？在把年轻人置身于一个又一个“制度”下，让他们痛苦不堪的同时，衣冠楚楚的校长、教授、专家、老师们又在做这些什么呢？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猥亵女生、为分房而离婚……如果校长、教授、老师们自己还在这些事情是纠缠不清，和中世纪虚伪的教士有什么区别呢？又能指望他们年轻的学生高尚到哪里去呢？

我们总说“言传身教”，当校长、教授、主任们在素质教育的道路上苦苦求索，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时，不妨回到最初的起点——严于律己。办公室里的校长、讲台上的教师是青年学生最好的道德榜样，当校长主任们不去拿手中的录取名额做砝码换取利益，当教授们的论文不再被指“抄袭”，当教师们敬业爱岗把心血真的献给自己的学生而不是到处“走穴”，当辅导员班主任们一心一意的为学生们的服务而不是只顾自己名利，我想，到了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不用那些滑稽的制度，也会成为诚信的一代。

然而另一个问题是，谁又是校长教授们的榜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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