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杂志》蓝版“煮酒论坛”第八期话题）

把中国历史上的巨贪和珅与现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扯在一起，实属奇谈怪论。因为他们不属同一时代，又不同属一个国藉。但他们都是同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二号人物，  

我们中国是一个怪事层出不穷的国度。比如，我们历史上一直反贪惩腐，可事实上是越反越贪、越惩越腐，大有前赴（腐）后继之势。所以，拿和珅与希拉里来说事，等于是以怪论怪了。这样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假设：将希拉里放在和珅的位置上，希拉里成为贪污犯也许毋庸置疑，我们再将和珅放在现在希拉里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和珅要贪的机率会是多少？大概也不言而喻。这就涉及到我们经常提到的“监督机制”论。但是，单靠“监督机制”是否就是杜绝贪污腐败的唯一法宝？我们不妨联系到前不久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跳崖，发现“监督机制”也算健全的韩国，涉嫌贪污的现象在国家顶级人物身上同样会出现。这岂不将我们引入悖论之中？“监督机制”论在这里似乎受到质疑。我们不得不反思“监督机制”另外的一个“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儒家学说对自身和周边国家的影响，一个以“仁”字为核心的“温良恭俭让”其中温情脉脉的元素，让一种无形的“关系学”千百年来所衍生的关系网，已深深嵌于我们的社会结构之中。它是“监督机制”建全的土壤中最大的公害，所以我们国人是不是应该来一埸全民脱“儒”化的思想蜕变——不是全盘否定儒学，而是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对儒说中的顽痼毒素进行一番彻底清洗。 

 (此文在该刊八期发表，前面一小段有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