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河公共事务评论》
(主编:倪明胜 弘扬公共精神 彰显学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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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0 23:49:42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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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网络时代博客传播的理论逻辑
原载于《人民论坛》(2009年第13期)前沿关注专栏
    媒体在政治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大众媒介传播模式使得多元模式、新社团主义模式、精英模式或多或少受到威胁或有所改变。尽管别的模式都将媒体视为利益集团之一,文明社会理论还将公共领域留给媒体。当前,个人表达和政治言说在博客技术支持下拥有了快速和便捷的通道,博客在某种意义上正充当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尤其是在民间社群发展薄弱的情况下,网络媒介主导下的博客无疑会给民间社会带来新的组织方式。当然,博客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要真正完全意义上重构“公共领域”,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
    (据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师倪明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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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掩盖了真相,通货膨胀的反弹需要警惕
    从经验中可以看出,货币流通量的变化,有时候往往出乎专家们的预测之外。一会儿流通性过大,一会儿又流动性不足,而且是严重不足。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主要是三个原因所造成的。 
    第一,货币流通和物价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货币流通有它的滞后性,并不是说货币流通量一变化,马上在物价上就反映出来,物价的反应往往要滞后一段时间。流动性过大促使物价上升,或者,流动性不足导致物价回落,都会使企业惊惶不已,因为前者使成本上升,后者使商品滞销。 
    第二,平均值掩盖了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结构的问题,但是现在被平均数掩盖了。平均数掩盖了产业结构的矛盾,掩盖了地区差别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平均数不能告诉你真相。 
    第三,现金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企业往往有超常规的现金储备。现在流行一句话,就是“现金为王”。企业保留了现金。对于人民银行来说,货币流通量增大了,可是市面上流通性不足,因为企业有超常规的货币储备。
    (据厉以宁 文)
    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出路在哪儿
    法国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在许多方面与我国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近代法国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漫长而艰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比几乎无地可耕或须缴纳高昂地租的农民更革命”,因此“传统小农迟早都会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这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历史事实”。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革命的力量可以消灭封建贵族的顽抗势力,但对小农的改造则必须依靠市场经济的调节力量。”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可能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但是,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历史经验表明,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打破它固有的孤立、分散、规模狭小、排斥资本聚集和现代科技应用的内生机制。
    (据张新光 文)
    农民的权利需要自己来维护
    这些年来,农民给人以“弱势群体”的印象,许多人出来为农民说话,中央领导也高度关注农民问题。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归根结底,别人为农民说话,何如有个组织让农民说出自己的话;别人维护农民的权益,何如有个机制让农民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农民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别人如何代他维护?如果农民没有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他们的其他权利又如何能够维护?农民缺乏这种权利,不要说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可能损害他们,就是有人好心想要帮助他们,也有可能难以成功,乃至好心做“好事”却很难有好效果。我觉得只有摆脱“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我们怕”的心态,才能争取在农民组织化问题上、乃至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问题上达到双赢局面。
    (据秦晖 文)
    消除县和中央之间的“过滤器”
    在任何国家,真实的信息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县级可以收集到最基层、也因此是最真实的信息。尽管中国体制内部的信息传递有不同的管道,但很难说现在县级的信息可以直接传送到中央政府。反之亦然,中央的政策到了县级,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原因在于在县政和中央政府之间有太多的行政“过滤器”。当中央权力被省市级政府阻隔的时候,县政就被边缘化;当县政信息被省市级政府过滤的时候,中央就很有可能被变成瞎子和聋子了。 
    从长远来看,县政改革也涉及到中国未来民主化问题。中国国家之大,地方之复杂,拒绝走西方式民主道路有其很大的理性。县政民主是民主化的最有可行的选择。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县政才有可能实行直接民主,而在县级以上,实行间接民主。
    (据郑永年 文)
    河上有船,岸上有桥,为何要摸石头过河
    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在面临巨大的意识形态阻力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也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作为改革中一种策略也许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将其提炼成了一种哲学,一种傲视他人的法宝。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忽视了在这个策略中实际上夹杂的回避和掩饰,甚至还有某种怯懦。正是由于这种怯懦,在此后的历史过程中,尽管多次出现可以改变这种策略的机会,却都由于种种原因被放弃了。由此,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其实,远非国企改革是如此。人类几千年文明的成果,情况相仿国家的经验,都可以成为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智慧。但对这一切,我们表现出一种固执和傲慢。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
    (据孙立平 文)
当今中国的精神挑战
    100年前,谈论精神生活的中国人多半是想用古老东方的“精神文明”抵御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百年之后,已经踏进小康社会门槛的中国人发现,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也面临着重重挑战。真正重要的不仅是精神需求受到重视并得到满足,而是精神需求本身有足够的“精神含量”和“精神品质”。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并不局限于喜怒哀乐之类的“心理生活”,甚至也不仅仅是读书唱歌之类的“文化生活”,而更体现为信仰敬畏之类的“心灵生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慎终追远”,或西方人所说的“终极关怀”。
    (据童世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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