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主化”引发内乱、发展停滞的忧虑

 09年7月20日《参考消息》上的一篇文章报道，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由一位皇帝来统治的。假如中国变民主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是内战！许多不同的人恰好生活在中国这同一片广大地域中。就是这样。”

 我们期待人民享有权利，希望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可我们担心因为政治诉求的自由化导致民族分离、政治分裂。威权不在了，各种政治力量都会伺机而动，分享权力，于是权力的分散化就会因为争斗而引发分裂、内耗，中国发展的机遇由此丧失。

 有兼顾发展和民主的良策吗？

 二、政治体系应向社会开放

 09年7月19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的文章“新加坡模式的经验及其启示”，读后感悟良多。

 文中说：“ 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 P)拥有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构架，就是人们一般所指的一党执政体制。新加坡尽管有很多反对党，扮演一些政治作用，但不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党同日而语。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从人才方面来说，新加坡成功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

 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界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有利于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同时，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赋予很多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专业。更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专业主义的相对立。

 司法要有自治性......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师的独立、专业精神，应该得到保证，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因为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郑先生总结的新加坡经验透露着这样的信息：必须破除全社会的“官本位”，破除“泛行政化”，培植和丰富独立于行政和政治系统的社会领域，使得教育、经济、司法、科技、娱乐等领域取得不亚于行政系统的社会地位，造就各领域专业人才和整个社会的专业精神，而不是千军万马奔“官道”；并且在制度上要打通专业人才走向政府的横向流动通道，行政权力向社会开放，打破行政领域的垂直升迁垄断，防止职业行政团队演变为既得利益集团，有效遏制行政系统的腐败并保持施政效率、社会活力和社会公正。

 新加坡的经验其实也是香港成功建立法治社会的经验。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