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留学生长期在国外，而且主要是为美国服务。不仅是留学生，国内不少专业人才也纷纷加入外国籍。像力拓“间谍门”的主角胡士泰，就是一例。资料表明胡士泰196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毕业后在中信集团工作，但未被重用。然后去澳大利亚留学，辗转成为力拓高管，并于1997年“背叛”祖国，入籍澳大利亚。这个胡士泰，为力拓等澳大利亚铁矿企业成功哄抬原材料价格，令中国损失7000亿元立下“汗马功劳”。

在商言商。抛开民族感情，就不得不佩服胡士泰的营销能力。他的例子说明中国人才确实不错，有的是能力。人才为中国所用，能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他国所用，就可能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可中国最大的窘境是很多本国产的人才，就是难用其才。于是一些优秀人才纷纷“背叛”祖国，成为外国人。另一些人留在国内，晃晃悠悠十几年到几十年，放那儿生锈了，也一个个变成再无什么用处的“锈才”。

人才机制泛政治化是一个重要的内因。这起源于当年的“政治挂帅”思维。一定要保证一个的人政治正确。政治如何判断？取决于长官意志。普通人听命于小官，小官听命于中高级官员，中高级官员听命于一个人。可是，政治与道德等，具有不可度量性。人才机制泛政治化的结果是受行政权力的绝对控制。绝对的权力除了产生绝对的腐败外，还产生绝对的僵化。这反而使得人才评价体系扭曲，最终组织、人事部门这种日趋僵化的系统失去判断人才的能力。在这种僵化体制中，人才只有从政，爬上领导岗位才能显示其价值。然而官位是有限的。官场又有特别的规则令人才异化。这样，诺大的中国就产生不出很好的人才施展才华的环境。

改革开放之后，尽管社会趋向于多元。但中国是一个极其不注重知识产权的社会，这使得优秀学术成果、优秀文学作品、优秀科研成果等很难取得应有的价值回报。不尊重知识产权成为社会常态，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广大企业无需进行产品研发或购买专利。别人有的东西拿来仿制而无需承担法律后果，那自然仿制大行其道而不需要进行什么科技投入。事实上有些企业花费巨资搞研发是徒劳的。几百万上甚至上亿元的研发，产品刚刚推出就被仿冒了。这种伤害和打击科研型企业的做法，使中国几乎所有企业都失去了科技投入的冲动。在出版业，正版书有时还没上市，盗版书却已经出来了（一些盗版者到印刷厂、排版者那儿收买）。盗版书不用支付作者稿酬，还因地下渠道动作而免去向国家交税，因而可以大打销售折扣，冲击正版书市场。这种仿制风带来的另外一种恶果是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正牌产品不得不跟着粗制滥造。一个国家少了企业科技投入这一块，就等于剥夺了很多人才的就业机会。以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科技、管理类人才的就业机会至少被剥夺了3000万以上。如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企业不得不进行科技投入，中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哪里是什么问题？中国并未真正奢侈到人才过剩的程度，但在当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变成一个社会大难题。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才中有很多是适宜创业的。中国一些人跑去国外，就有不少从端盘子开始走上创业路，也有些人加盟国外大企业后再自己干。有些人在经营上获得巨大成功，摇身一变回到国内投资，就变成外商。但在国内，现在普遍的感受就是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创业黄金期。渐渐地，中国创业越发艰难了。在那个创业黄金期，中国的很多人才并没有反应过来，错过了历史机会。相反的，很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却凭着一身胆子发迹了。等到闲置人才回过神来加入创业大军，却因为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劣而难以成功。生存环境恶劣，除了信贷等原因外，有一重要因素是房价被一批奸商推高。创业者要有办公场所及店面，但房租太高。很多创业者算下来，不过是替房东打工而已。

中国学人不能进入官场，不能被企业接纳，剩下的只有一些学校、研究机构和政府控制的“事业单位”等。遗憾的是在这些地方，一方面岗位有限，一方面也由于人才机制泛政治化影响，严重伤害了人才的创造能力。在大学，一位教授按正常途径很难取得科研经费。这就迫使一些人与权贵结盟。学术权贵化，必定离开学术本身。学术本身的价值没有人在意了，只要名利，其他都不重要。如此，假学术大行其道。而今，连“院士”也纷纷造假，中国的学风已经假得连批评它的情绪都没有了。

在当今世界，中国学术至少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世界大笑话。很多所谓的国家级核心期刊依靠售卖版面生存。这种期刊原本可以依靠社会赞助和政府一些投入的，但中国这方面的社会赞助基本不存在。同时，期刊也由于一些伪善之人把持着，很难保证学术水平。社会缺少赞助，是因为没有一种关注学术质量的氛围。缺少这一氛围，与前述几方面的原因直接相关。

中国内部这种环境没有根本性改变，让百万留学回国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些地方政府做秀，一个博士来到本地就给房子，给钞票，但一些博士来了还是走了。人才无用武之地，仅仅给点小钱还是留不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