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一个没有原则性的民族 　　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中，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东京悍然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牌位，具有浓重的军国主义色彩。小泉对双手沾满鲜血的甲级战犯顶礼膜拜，不仅伤害了二战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违背了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也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的公然蔑视和对国际公理的挑衅。小泉以下台前的这次最后表演，再次挑战国际正义、践踏人类良知，引起了中韩两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强烈不满。 　　小泉上任以来，为什么会一意孤行，不顾国际社会一再表示担忧和反对的立场，多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呢？ 　　最近，我读到了一本《日本人凭什么》的书，书中介绍了日本人的民族文化与习性，同时也听取了著名作家胡平作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时，从文化角度深层解析日本历史玄机的精彩讲述。上述观点，也许有助于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文章说，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原则性。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他们通常把这样的问题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就是善的。比如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不是因为美国人扔在头顶上的原子弹，也不是因为美国人已经攻入了本土，而是天皇陛下的一纸诏书。 　　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他们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认为讲良心可以使灵魂得到安宁，但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 　　作家余杰在日本采访过一位日本侵略的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强奸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强奸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强奸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强奸完了又是如何将其杀害的经过。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十分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他的老伴儿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 　　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战争是罪恶的，他们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民族的“自卫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时，拔刀后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观，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有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向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就能做得那么自然。 　　如岸信介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策划，却奇迹般地在二战后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成了亲美分子。其它国家的人民都很难理解，而日本人却觉得很正常。 　　据学者叶先扬记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日本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可是，“一·二八”事变日本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日本店主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比日本军人还凶残。 　　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出卖人格和尊严，最为中国人所不齿。而日本人不受这个束缚，他们内心里没有缰绳，只要自己的坏行为不为别人所知道，就不会烦恼，自我忏悔只会徒增烦恼，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干的事情。日本有句谚语说：旅行途中无羞耻。所以，他们在国内，在自己人面前，显得彬彬有礼，谦恭有加，但一走出国门便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他们占领亚洲的时候滥杀无辜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所以，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却没有赎罪的仪式。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如果他们觉得做的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没有顾忌了。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则是“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因而才有德国总理勃兰特在纳粹受害者纪念碑前的“一跪”，小泉在靖国神社的鬼前“再拜”。 　　耻感文化发展到极致，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所谓武士道，其实就是死亡之道。日本武士的剖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深里挖，露出五脏六腑，等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剖腹者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剖腹者无法结束自己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 　　日本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日军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空军来不及带伞包就升空的事情经常发生。日本人经常在寻找捐躯的目标，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避免自己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使自己蒙受羞辱。 　　耻感文化把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日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而且连整个家庭都要蒙羞。所以，一些日本伤兵在被俘后会选择自杀。美军攻占塞班岛时，4万多日军覆灭，岛上还有1万余名日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二战结束后，一位英国将领说，我们经常号召士兵要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而只有日本人真正做到了。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日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因为，珍珠港偷袭咬下的血淋淋一口，令美国人始终不敢忘怀。美国人深知，他们在亚洲有两个对手，最具威胁性的对手其实就是日本。日本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人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那儿供奉的甲级战犯，大部分都是美国大兵的枪下鬼。在小泉今年访美时，也是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触怒了美国众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才没有实现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愿望。 　　日本人是一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国家。他们对人鞠躬的力度和次数堪称世界第一。但是，他们对该向谁鞠躬、鞠多长时间，分寸都拿捏得十分准确。他们的孩子从小就接受各种严格的锻炼，整个国家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特征。当1998年亚运会在日本广岛结束的时候，六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一张废纸，一根烟头，一只易拉罐。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没有盛赞日本人的环保卫生意识，而是几乎都是异口同呼：“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日本因为生在资源贫乏、版图狭小的岛国，这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扩张意识很强，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很快，不依靠国际援助，不依靠外国贷款，日本民族神奇的在20年之中成了世界七大强国之一，早在70年代，日本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与美国、西欧三足鼎立。经济上崛起的日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能知道，这支日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疯呢？ 　　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日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日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告，最终要成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由此可见，小泉“拜鬼”，绝不是一件可以忽视的小事。 　　姜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