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曹孟德的这三句类似现在组诗、长诗中的“引子”，在当时叫做“艳”，是组诗《碣石·步出夏门行》的开头部分，其内容分为一艳四解（既四章），四解分别为《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龟虽寿》，每解六句，最后均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结尾。中学时单独学过《观沧海》，当时按照一首来学，觉得不对仗，问老师句子怎么是奇数的，老师也说不来，后来从整组诗来读，才知道结尾的“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只是套用当时的乐府习惯，与每解的内容无关。曹孟德可能是四言诗的鼻祖了，这组《碣石·步出夏门行》就是其流传最广的四字歌，作于北征乌桓后的归途。

    北征乌桓是许都政府在官渡战役后为肃清袁绍集团残余势力而实施的第二个战略步骤。整个官渡战役中，袁绍与曹操的军事部署都出现了一些失误，相比之下，袁绍的正确性还略多一点。之所以失掉这场战役，除了许攸献计偷袭乌巢粮仓外，张郃的临阵倒戈，是最大的关键。在曹操率兵偷袭时，袁绍果断地命令张郃等人直扑曹军大营，力求攻其根本，结果却是大将背叛，绝望之余，袁绍只领800亲兵逃归，被俘的8万将士最后基本被坑杀，而张郃这小子则逐渐进入曹氏集团核心，成为五大部将之一（五大部将分别为：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曹操在官渡之战侥幸胜出后，实力基本与袁绍持平。我们以前的教科书上总给人“官渡灭了袁绍、赤壁三分天下”的错觉，其实官渡战役后，袁绍的地盘基本没受影响，河北四州（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在袁氏长期有效的治理下，根深蒂固，四分之一多的天下还是袁家的（当时中国划分为十二州），其后的赤壁之战，只是呈现了南北分治的趋势，三分之说还为时过早。这里要插几句，首先提出“三分天下”的并不是隆中对的诸葛亮，而是鲁肃被周瑜引荐给孙权时提出的，鲁肃当时的设想是袁绍、曹操、孙权三家。

    回到刚才的话题，北征乌桓是第二个战略步骤，那么官渡战役后的第一个战略步骤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平定河北四州。袁氏既然实力还那么强，为什么接下来有了一泻千里的败势？主要是袁绍这人输不起的心态，以致耿耿于怀，两年后郁闷身亡。这点他比曹操差远了，曹操曾经被陈宫、张邈、吕布打到只剩3个小县城的地步，依旧顽强地坚持到胜利，这是他们两人最大的两点不同之一，也与他们发迹的历史对应。袁绍是从韩馥手中骗取冀州的，其手法如刘备从陶谦手中取徐州、从刘璋手中夺益州，而曹操的江山则是一刀一枪打出来。这两个从小一起的玩伴第二个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何取天下的思路。早在会盟讨伐董卓时，他们就谈过这个话题。袁绍说：“我南据黄河，北恃燕、代，兼有戎狄的人众。南向以争取天下，差不多可以济事。”曹操说：“我依恃天下之智力，用大道治事，无地不可。”他们之后也是按照当初的设想去实践的，“唯才是举”成了曹操用人的主要标准，最后取得政治军事的双重胜利。当然，袁氏对河北四州统治的瓦解关键是继承人出了问题（这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如刘表、刘焉等），袁家几个儿子（袁谭、袁尚、袁熙）都是孔武有力且独当一面的，袁绍吐血而死时来不及宣布谁是继承人，导致了致命的内乱，而曹操则非常及时地利用了这点，欲擒故纵，极尽反间之能事，最后各个击破，攻取四州。

    在东汉末年割据势力的第二代中，无疑孙策、孙权是第一流，尤其是孙权，他与袁绍可看成是曹操生平劲敌。袁绍、曹操的几个儿子基本属于第二流，也算出类拔萃了。相比袁曹两家，曹家几个文才出众，武力却逊色不少（曹彰武功不错，但只适合作先锋，在领军统帅这个环节上似乎比袁尚差了那么一截）。袁氏几个是同父异母，争执难免，而曹氏主要的几个（曹丕、曹彰、曹植）同父同母还互相置对方于死地，却更加令人寒心。

    北征乌桓是解决袁尚、袁熙及袁氏亲家乌桓首领蹋顿的，袁绍的大儿子青州牧袁谭、侄子并州牧高干之前已经灭亡。曹操在征讨高干时，正是隆冬时节，天寒地冻，行军苦不堪言，他在路上写了一首五言长诗《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此诗凄凉悲壮，极状苦寒之貌，又有着不灭敌人誓不归的决心，具有建安诗歌的典型特征，是乐府五言诗的上乘之作。

    俗话说“有得必有失”，曹操北征乌桓取得巨大战绩的同时（其影响力扩展到今日的朝鲜半岛），也贻误了南伐的战机。当初他的大部分幕僚就建议，平定河北四州后立即挥师南下，对付刘表和刘备，进而渡江而东，趁孙权立足未稳的时候，提前决战。从后来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平定河北后选择北征乌桓而不是南伐荆州是多么的失败。

    曹操北征乌桓时，刘表刚好因为与襄阳蔡氏联姻而过分重用蔡瑁、张允，打破了当时荆州地方大族之间的势力平衡，内部分裂严重。刘备虽然依附刘表，却一再蠢蠢欲动，试图趁乱打劫，而诸葛亮还没有投靠他。孙权刚刚接下兄长的摊子，忙于整治，平定山越，根本无力、无暇做出任何抵御性部署。试想一下，当初曹操若听从大家的意见，挟平定河北之威风，立即攻陷荆州，东吴的孙权甚至可能不做任何抵抗，就归顺中央王朝（即使大汉这快烂牌子没多大用处，但忠孝二字还是存在于士族的骨子里的），更不必说蜀地刘璋了，统一大业很有可能被他完成。当然，这些只是假设，如同假设张郃没有叛主的连锁反应。

    曹操是集文武为一身的的优秀代表，其文风洒脱、文情充沛，擅长书法，精通音乐，巧于建筑，精于养生，好棋、善酿，“多才多艺”这个词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诗史”味道，读他的作品，能体会东汉末年龙腾虎跃和民不聊生，如《韭露行》、《蒿里行》、《却东西门行》、《短歌行》等，尤其是《短歌行》，已成千古绝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评价最有出入的两个人都来自三国时期：曹操与关羽。一个从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逐渐贬为奸贼小人的代名词，另一个从凡夫俗子依次升为大帝走向神坛。在对曹操的评价过程中有两个人起到了主要作用，一位是李世民，他在曹操墓亲口朗诵《祭魏太祖文》，一边赞扬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德代”，一边又指斥他“观沈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他的这一正反结合的评价直接影响了唐朝对曹操的认识，其后略带变态的宋朝更是诋毁者众，明清两代，则天下尽视曹操为恶贼也！另一位是毛润之，198年11月底他在武汉东湖畔召集地方官员开会时，提起了曹操在历史所受的误解和委屈，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要为他翻案。会后，聪明的郭沫若及时领会了讲话精神，两个月后陆续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来证明曹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是一位民族英雄，对民族的贡献应该高度评价。之后的六个月，见诸各大报刊有关曹操的评价文章就有一百四十多篇。其实，赞誉也好，诋毁也罢，都证实了一件事：曹操确实是影响最广的一位历史人物。至于翻不翻案，实在无多大意思，真要公平，不如适用在今人范围，少点冤案、错案，善待民生，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