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危机下的危机中国
作者：汪峥

原文发表于本人博客周刊：http://zhengzhoukan.blogbus.com/logs/41925880.html

1995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著作《谁来养活中国》，轰动一时。
2001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提出了“中国崩溃论”。
时过境迁，“中国威胁论”取代了“中国崩溃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在权威刊物《经济展望》提出中国的发展是否会导致“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摇的质疑；而马丁·贾奎斯最近在英国《卫报》上《当中国统治世界》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不仅在经济，而且会在文化上影响世界的观点。

关于中国的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因为包含太多的政治和战略因素使得观点本身并不纯洁。而中国改革开放持续30年的经济发展以及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至少使得国内民众认为我们以绝对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了自己，打破了“中国崩溃”的预言；同时我们也在主流媒体和国家声明的双重影响下，在骄傲自己的成就的同时完全排斥“中国威胁论”，认为自己是和平发展、强大包容的国家。马丁·贾奎斯在文中说“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文明统一”，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以此为依据，拿中国历史的灿烂文化来支撑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甚至是在未来的统治力的观点，只能说明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文化表象性理解和对中国影响力的盲目夸大。

林毅夫曾说：“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超过30年，但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事情未来并非不可能，我相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可以持续30年甚至更长”。对经济发展的自信来源于一个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遇到的历史机遇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的“特色政治”。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现代、后现代成熟时期我们处于百废待兴的水平线；“特色政治”在于中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前者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广阔的空间来改革开放，并在经济上自主发展的同时承接国外的资本转移，而且在这种经济发展的同时，因为政治体制的相对不完善，在没有现有体制的束缚下，我们可以制定相应的体制来为经济发展服务。不像西方国家啊在原始积累足够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完善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在来形成国家，从而导致在以后经济改革上因为体制束缚而举步维艰（当然体制的完善和资本的积累导致他们在非突发环境下不需要强烈的经济改革）；而我们正好相反，这样如果有一个强硬而及具经济头脑的领袖，改革就会在迅速派出国内国外干扰的基础上迅速地实施；后者使得我们在原本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群众基础的国家，一样可以在稳定政权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以上分析的两点因素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但由于过于敏感不可能将其放在公开的台面上阐述，所以现在回到文化因素。一个真正的大国，可以影响世界的大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但不是互为决定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文化积累深厚，以文化影响世界的国家，经济绝对是成熟或者高速发展的；但是经济崛起影响世界的国家，其文化影响力不会与其经济发展成正比。首先从历史现实来看：中国大唐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直以文化影响世界的德国，都是文化和经济同步影响世界的，中国大唐时期，外来朝贡，是中国历史上外交关系上唯一真正“修文德以来之”的时代；其次从理论层面上来看：老套而被认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在此不谈，我们需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可以为文化发展提供稳定而持续的支持；而在经济积累薄弱基础上的经济飞跃，势必在另一层面阻碍和忽视文化发展。以德国和中国为例，德国以其傲视世界的文化成就使得世界对其尊重，文学、哲学、音乐各领域，德国都诞生了至今无法超越甚至是理解的大师，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使得德国将文化研究和知识分子供以很高的地位，并直接影响其政治决策，而同时，由于其资本主义经济的积累和发展使得经济地位同样不可忽视，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和谐互补相互影响的国家环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极力发展自身文化成就的同时对于德国自叹不如。而中国则更为复杂，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总是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成就进行切割，用来填补当下经济发展迅速下的中国文化空缺，并赋予合理的解释。五千年来封建统治和官员选拔体制，使得古代中国的统一帝国，可以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为人民制定任何体制要求，和政治统治紧密联系的科举制度保证了在任何一个改朝换代的情况下，文化不会断裂；而文化的不断裂又使得在无集中中央体制的束缚下，知识分子会一如进行思考和撰文，如农夫下田，农妇织布一样平常。那么在这样的历史传承下不留下璀璨的文化成果是对历史的嘲笑，我们不会嘲笑历史，所以我们的文化在历史上会那样耀眼。但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战和内战后，中国开始出现严重的文化断层，使得我们不得不在八十年代政治环境允许自由呼吸的短暂春天疯狂引进西方文化。文化断层，使得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为掩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相悖而实行的政治高压，加剧了这些文化能力的丧失。一方面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衍生的国家影响力，不平衡地衍地生出了多元的民众自信，比较突出的就是文化方面的自信，这种自信产生了几个错误但不自知的现象：一是继续扩大传统文化的宣传，达到盲目泛滥的地步，如近年来的国学热，对经典著作的随意曲解来解释现代社会现象；二是无端排斥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现在我们对于西方优秀文化成果根本不及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自大认为自身文化成果的先进；三是夸大现有文化成就，以经济影响力换文化影响力，如对朗朗的过分追捧，挤破头皮不择手段树立国际导演、影星形象、高校研究造假、以金钱砸国际权威期刊等。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而导致的文化忽视，使得体制跟不上发展，能力得不到施展，陷入一种文化知识分子尴尬无能的现实，如高校教育体制的僵化不堪，作协等国家文化组织的高度政治化、形式化、官僚化、弱智化、媒体言论的极端控制、娱乐至上的精神麻痹、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等。

导致以上文化退化和停滞的，深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的愚民使得民众的整体素质严重底下。高端愚民的结果是国家思考代替个人思考，全民娱乐代替精神熏陶。这里还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依靠民众支持并获得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不得不通过愚民来保证当初给予民众的美好承诺，一旦真正施行民主，广开言论，必然在民众面前暴露政治阴谋，必然暴露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也必然打破民众的支持基础。所以，必须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麻痹民众神经，使其在金钱恩惠的环境里不去思考危险其统治的现实问题。那么这样一来，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文化层面上的智慧集体丧失。而这种丧失又在经济发展中被注射一剂杜冷丁，使得民众认识不到自己的思考能力的丧失和文化水平的低劣。由此引发的严重结果就是，广大群众——构成一国最为主要的个体，在思考能力和独立能力丧失的情况下，不会认识到这种结果，反而在经济发展、国家影响力的现实和高端愚民、文化停滞的现实下快乐过活，不期改变，不接受启蒙，甚至蔑视启蒙知识分子；同时又在选择发布的信息影响下，不正常的自卑反而不正常的自信。另外一方面，这种现状也导致了现在执政党的困惑，因为他们会清楚认识到这种现状，会懂得一国真正强大和自身利益的长久，不可能只靠经济发展就可以。退一步而言，就算经济发展还会保持三十年代增长期，那么在这个三是年后呢？当历史机遇开始转变为现实挑战，当经济发展到一种稳定阶段，速度掩盖不了现实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就是不得不考虑文化影响力的时候，而到那时，因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再次确立，因为历史机遇不再会偏袒任何一方的时候，用经济影响力来换文化影响力就会失去作用，文化落后的现实就会暴露出来，文化强国的批判和蔑视也会不受影响和威胁接踵而来。那么再进一步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众开始对执政党的不信任。这对于执政党的统治是巨大威胁。

所以避免将来这种必然会出现的局面，现在的应对措施，刻不容缓的就是要——开民智。可是在这里执政党又开始卡壳了。为何？在原先基础上为维护其统治和经济发展而施行的愚民已经根深蒂固。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开民智刻不容缓，但由于长期愚民使得民众素质不高并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民主的结果必然是群体混乱而不是素质提升；就算敢去冒这个险，启蒙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已经由于长期以来的尴尬地位使得民众不理睬、不信任、不重视，结果是知识分子摇旗呐喊，老百姓打自己的酱油，最终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彻底失望导致对国家的彻底失望，国家智囊团发挥不了实质作用，统治者的各项政策得不到合理论证。所以，当下中国在文化层面面临的是难上加难的困境，而不是如某些国外媒体学者和国内自信学者所说，不久的将来将是我们的世界。

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中国文化水平在世界上的严重落后，摆在面前的希翼是，知识分子不放弃启蒙使命，一步一步耐心走下去；执政党不再一味以经济发展来掩盖现实问题；女人少看点韩剧，男人少打点飞机。